文/蔡健民
1960年秋，我考上福建师范学院地理系。学校在福州的仓山，仓山在闽江和乌龙江合抱的南台岛上。南台岛上有高盖山、桃花山和长安山，我们的校园在长安山南麓。
校园远揽高盖山，俯吻闽江水，僻静幽美。全校12个系分散在各片区，并不相邻。其中，院部机关在对湖路上，即现海军机关大院。化学系在原华南女子学院，即后来师大的校部，物理系、教育系与化学系相近，在上三路的坡顶，都是一色红砖楼，隔路相望。物理系内有一座竹棚礼堂，是全院开大会、听报告、看电影的地方，据说在全国高校是独一无二的，名气大、不寒碜，胡耀邦曾在这里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称它为“革命礼堂”。再远的是外语系、生物系。外语系在麦园路一座漂亮的有白鸽雕塑的楼里，后来改为仓山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而生物系则在进步路原德国领事馆内。艺术系在长安山岭后，有一条小路与长安山校区相通。
但是，最大片、最集中、最美丽的还是上三路的长安校区，有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教、体育等6个系及体育场馆、医院、校办工厂。教工宿舍也位于环绕在长安山周围的施埔、程埔头、马厂街、岭后街、对湖路、麦园路、进步路和乐群路等处。所以，一般讲“师院”，指的就是长安校区了。
福州在鸦片战争后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在仓山设过美、英、法、俄、德、日、荷等16个国家的领事馆。观音井洋行林立，而桃花山和长安山有不少小洋房，曾居住过外国人，也曾居住过许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这里绿树成萌、清新幽静、人文荟萃，素有福州“鼓浪屿”之称。
走进长安校区大门，笔直、宽敞的长安大道两旁耸立着挺拔的桉树和白玉兰树。北侧是校办工厂、医院和竹篷体操馆，南侧是体育场，西侧是教工之家、学生总会及教工宿舍。
“教工之家”是当年师院的地标性建筑，现在原址建起新的文科大楼，“教工之家”在体育场西边坡上，奶油色，凸字形，两侧为二层楼，中间为三层楼，右侧底层一间是理发厅，另一间是小卖部，当然都是教师消费的地方，教师讲究仪表，理发厅颇有名气。小卖部在困难时期卖过高价糖、高价饼、高价烟，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连走都极少走到那儿。有一次我们漳州三中的校友邀集，到那里买过高价糖。每颗水果糖1角钱，一个人买2颗，过过瘾，也算享受高消费了。中间的底层是邮电局，是学生寄信、领汇款，经常光顾的地方，三楼是舞厅，我们班曾在那儿办过一次晚会。记得我参加的节目是集体诗朗诵，诗是我写的，内容是歌唱野外实习。左侧的底层是新华书店，书店虽小，但这里的书品味颇高，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可是我那时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尽是站在书柜前翻阅，待太久了又自觉不好意思，就四周转转再回来继续看。多年来，我每隔两周就要到新华书店浏览一遍，看有什么新书；每到一座县城，必找书店；那年到台北，为了去重庆南路书店，还专门请个人活动假2个小时；退休之后，少走书店了，就订一份《文汇读书周报》来代替弥补，这个癖好大概就是当年在师院“教工之家”旁边的小书店开始的。
长安大道的路尽头已到达长安山的坡脚，在坡的上方有一座游泳池，现在是长安山公园。顺坡脚小路往右可以走到艺术院区。如果往左走，沿着蜿蜒的山路登山，穿过山腰的凉亭，在西坡可以俯视到艺术系的校园。继续登临到达长安山顶，放眼四望：远处五虎雄峙，旗鼓对列，若隐若现；近处闽江穿城而过，江中的木排、帆船、轮船，解放大桥和对岸林立的高楼依稀闪现，美不胜收。
长安校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是清一色灰白色苏式建筑，砖木结构，高低错落散布在长安山四周起伏跌岩的山坡上，以及山坡各层的台地上。楼的四周被相思树、木槿花、夹竹桃和李树、梅树环绕着，相思树滴翠，杜鹃花盛开。楼前绿草如茵，鸟鸣蝶舞，春天桃红映绿，冬天腊梅播香，可谓四季鸟语花香。
从教工之家爬坡上到第一层台地，是我们地理系、体育系的学生宿舍和膳厅，第二层台地是数学系的几栋学生宿舍和膳厅，第三层台地是数学系、政教系的教学楼。再往上的第四层台地比较宽敞平坦，分布着地理系教学楼历史系教学楼、图书馆楼和西坡的“清华楼”。为什么叫“清华楼”呢？原来，这栋楼从外面看是一栋四方整齐的楼，与别的楼并无异样，其实里而是依地势设计的上层大、下层小的三层楼房，形似青蛙，取谐音而名之，清华楼（青蛙楼）是上公共课、大课的地方。过了清华楼再往西走，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宿舍、膳厅与教学楼。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其实就在第一层台地和第四层台地之间来回奔走。
当年地理楼是典型苏式建筑，楼正中有4根大柱子，巍峨壮观，人见人奇。如今，师大已经搬到旗山新校区，新楼林立，绿地遍布，美景随地可拾，可是这座楼的风姿玉照却还在福建师大的《校园风光》里占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院搬到邵逸夫楼。
地理系与其他系不同，每个学期都要安排野外实习课，进行地形测量、地质、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综合研究、区划与区域地理研究等各种实际训练。平时，还得轮流值班到长安山上气象台观测、记录气象。野外实习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把它当做一种享受，心驰神往，毕生难忘。
入学初期跟我住同一宿舍的有林金田、吴文武，而王镇江、杨兆忠就住在隔壁，许凤祥、吕良彦、黄川竹他们则住在三楼。后来几经调整变迁，大部分同学之间都有过同住的经历，很是亲热。还有，同学中的杨素云是我的中学同学，庄秀娥、蔡碧儿是闽南老乡，黄永春和方贤忠在教室里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侧，而吴秀革、刘秀珍、王瑞来和陈乃中则坐在我的后面，这些是更邻近的同学中的“同学”。班级小，人数少，我视他们如同大姐大哥，他们处处关心我，大家彼此关心，互相帮助，切磋学业，取长补短，情同手足。
特别难忘的是，大学4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起经受过饥肠辘辘，瘦骨嶙峋，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岁月；一起种菜度荒，结下同甘共苦的情谊。
我们的基础课大部分在“四根大柱”地理楼上，公共课则是在清华楼大教室上，听课的学生多达几百人，要提早去占座位，迟点去要落座在后面，板书看不到，老师的话有时也听不清楚，甚至听错了。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还没有统编的教科书，不像现在有铅印的书本。讲义是学校发给我们的唯一教材，是系里请专人刻写蜡纸、用手工油印的。纸张又黑又粗糙，临上课时才由助教发几张，积累到期末一大摞，参差不齐，得自己装订成册。学期末，在膳厅前、宿舍旁常有师傅摆推为学生裁切装订，那就比较美观像样了。关于讲义，有几段趣话。
刚入学不久，我请假回家，长达一两个月，缺了不少讲义。返校后，我就到系办公室要求补发，竟遭何秘书的断然拒绝。我那时年轻气盛，诘问他：“我既没听到课，又没有笔记。你不肯补发讲义，那我还算上学吗？以后怎样考试？”何秘书答道：“缺课，你找助教补；笔记，你自己找同学抄；讲义不是教材，参考而已。”我不肯罢休，继续追问：“那么，交了学费和讲义费，何用？”何秘书大概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更没有过学生如此大胆责问过他，竟一时语塞，讪讪地答道：“讲义是由助教在上课前发的，一般没剩余；倘有一点剩余，也是他们收回处理的；我实在没有办法补发。”“那你早该这样答复我了。”于是，我愤愤然离去，连一声告辞的话也没说。
事已至此，我只好发狠心借讲义来抄了。想不到有一天晚自习，竟被谢在团老师无意中看到，他十分震惊，态度十分关切。不久，他就调去国家海洋三所。2007年，在地理系庆祝百年校庆的宴会上，我与他隔着几张桌子，47年过去了，他竟一眼就认出我来，并与我热情交谈良久。他之所以对我印象深刻，原来是与这个情节有关。
更有趣的是，我有一位同事曾悄悄地问我，你读的讲义刻得怎样？我很奇怪。原来他爸新中国成立前在某地盐局供职，新中国成立后长年失业，只好在家刻大学的讲义为生。地理系的讲义就是他爸挂名刻的，实际上由他代劳。事情这样巧，这世界也太小了。我将上面的故事说给他听，他笑着说“早找我，不就免得手抄酸了？”
上课既没有教科书，也不一定按讲义的内容讲，全由着老师讲他自己所备的课，且各有学术观点、特色与专长。我们就全靠听，全凭笔记，是货真价实的听课。下了课，第一要务就是对笔记，订正补充，这就占去复习的大量时间。然后再消化、理解、吸收。遇到不懂、不理解的地方就得求教于助教。一般人到此为止，算是读完了、掌握了。有余力和钻研精神的人，继续阅读授课老师所发的讲义。再有时间、兴趣与能力的话，就到院图书馆、系资料室借阅老师所开列的参考书，做卡片、笔记。当年大学的这种学风，显得比较自由、宽松，有利于独立思考，研究和创新，所学所思，受益不尽。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回味不尽。
(蔡健民，地理科学学院1960级校友，
原福建省水利厅副厅长,来源《弦歌盈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