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阳

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见很多条路可选择，有的流光溢彩，有的平淡无奇。选择走哪一条路，奔赴哪一个目的地，靠的是执念——执念于对理想与事业的追求，执念于对生命生长和自身价值的定位。我从不怀疑走另一条路会成就另一个我，但我只想走好自己已经在走的路，一路向着心中的太阳，一路追逐着梦想。

——题记

一 路 向 阳

李迅

在路上，沐浴阳光

我出生时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因父亲是个现役军人，我得以躲在军营里免受饥饿之苦。自小的军营生活让我一直心心念念着将军梦，却不料后来的一天走上了三尺讲台。1980年夏，18岁的我走出大学校门，被分配到在山的尽头、海的那边的一座小寺庙改造的学校里。简陋的教室、纯朴的孩子与稚嫩的我，就这样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课。在福安甘棠中学的四年时光，我竟然深深地迷恋上了“老师”这个称呼。

1984年暑假的一天，福安一中的校长骑着自行车汗流浃背地奔到我家，诚恳地邀请我去福安一中任教。从他恳切的言语中，我感到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奖掖后进之心，备受鼓舞。我想能回自己的母校（省重点中学）任教，那是多么惬意的呀，便欣欣然走上了福安一中的讲台。正是从这以后，我所走的路开出了别样的花。

1990年，在福安一中送走了两届倾注了我全部心血的高中毕业班。校长告诉我，下学年要给我个担子挑。我以为无非是多教个班级，便爽快答应了。不料新学年，学校竟任命我当教务处副主任。当时我正准备带第三拨儿学生进入高三，我想我得继续上课，继续当班主任。我找到校长，想推脱学校的安排，校长却说：“你书可以继续教，班主任也可以继续当，但教务处副主任也得干。”就这样，年纪轻轻的我接手了这所省重点中学中举足轻重的教务工作，我顿时感到肩上的重担。教务处里没有主任，也没有其他的副主任，唯一一个副主任就是我。新学年要排全校课程表，教务员很畏难，这时我“冲了上去”，大中午，我搬来高椅子坐在巨大的木制课程表盘上，用各种颜色的小塑料牌摆来摆去……这一排就是好几年，直到我当了福安一中的副校长，仍在排课表。后来，我把排课程表所用的数学知识转化到数学教学中，还编出了几道数学习题。能把行政工作与学科教学结合起来，我感到很充实、很欣慰。

1993年，全国优秀教师的荣誉落到了年仅31岁的我身上。我从福安这座小县城里出发，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北京。我诚惶诚恐地步入中南海紫光阁，在这里见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亲切地与我们谈论中国教育发展，谈他对教育的欢喜与忧愁，谈他对我们的期待与希望。听着他对教育的深思远虑，我突然理解了伯特兰·罗素所说的：“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就在于傻瓜与狂热分子对自我总是如此确定，而智者的内心却总是充满疑惑。” 也是从那以后，我对教育有了深入的思考，从未有过的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在我心中澎湃。

1994年，我被破格评为省特级教师，成了福建省最年轻的特级教师。这一年，在省委大院的第二会议室里，时任省委书记的贾庆林亲自为我颁发了那红彤彤的特级教师证书。慰问晚宴时，他走到我身边，语重心长地说，福建省在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学科竞赛中都拿到了国际金牌，唯独数学还没有啊！我从他话里读到期待与重托。我想：作为最年轻的特级教师，我应该尽快在几年内实现这一梦想。抱着这一目标，我更加用心研究数学，更加认真指导学生。1996年与1997年，我连续两年指导的学生夺得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其中，1997年中国队的总分还排在世界第一。我想我终于为福建省的数学学科抹了一笔金色。

1996年，我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年的春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胡锦涛同志接见了来自各行各业的30位劳动模范，他与大家亲切握手，并热情勉励我们要为国家再立新功。典礼后，中央电视台从中选择了5位劳模代表进行采访，让我们说说感言，并在当晚的央视一套播放。记得当时年轻的我有些兴奋，有些激动。我说教师也是一名农夫，教书育人与锄草种地一样，要播种，要浇水，要施肥，然后小苗才能茁壮成长，才能丰收果实。现在想来这话有些质朴与平淡，倒也把教书育人的道理说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1998年11月，与平日一样的一个普通的日子。校办主任给我带来消息，省教育厅来了领导要见我。我带着疑惑去了，厅领导温和地说，听说这里有个颇有名气的李迅，他来看看究竟如何。我羞涩地笑了。聊了一会儿后,他说：“给你换个工作环境，到省会城市福州工作如何？”我一听，立即认真起来，并坚定地说，服从组织安排。那时心想，只要让我继续教书，去哪都可以。第二年调令就下到了福安，我带着依依不舍之情，带着对这片生我养我哺育我的热土的深深眷恋，带着充满朝气的青春般的热情，离开福安，来到了福州一中。

2002年5月，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一中视察。一中百年悠久的历史与优质的教育质量让他感触良多。他提出，像福州一中这么好的学校，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手里应当发扬光大。他说“一中作为省属学校，其优质资源要让全省学子受益”，他还说“福州一中应保留并适度发展旧校区，重点建设新校区”。从这些话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肩上所背负的期待与使命非凡。我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自信，我想要大刀阔斧改革创新了。近年，再回想他的话，我想是他成就了全新的福州一中，也造就了今天的我。也正是这一年，我出任了福州一中校长，从这里开始，我的事业迈向高峰。

回首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我在几位领导人的身上汲取了无穷且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他们对教育的深思，对年轻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期待，催我奋进，一路向阳。

扎根土地，朝着阳光生长

从教三十余年，我不曾离开过课堂教学，即便至今，我在学校从事行政工作二十多年了，我还承担着高中一个班级的数学教学。我一直觉得自己首先是一名普通的数学老师，然后才是一位校长，我深知“课比天大”的内涵，课堂教学是一所学校的心脏,我热爱它，就要坚守它。在教学相长中不断促进专业水平的提高，我在不断成长，不断获得知识力量与精神力量，这都成为我生命中一笔无形的巨大财富。

1994年福建省第二届特级教师评选，对我的数学专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审核。对于这种惯常论资排辈的评选，年仅32岁的我没想去参评。不料省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提出九地市各推荐一名40岁以下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精干、为人师表的年轻教师参评。经过层层选拔考核，我成了其中一名候选人。到了省里，专业评委会对十多个候选人的教学业绩、班主任经历、课题、论文等进行了严之又严的审核、评比，最终四人入围。我是其中之一。

同年，我作为福建省队指导教师，带领学生赴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我第一次与著名的数学家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数学专业的研讨、竞赛场上的激烈角逐，我记忆犹新，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一件小事。一晚，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亚洲唯一荣获“国际数学竞赛联盟”颁发的Erdos大奖的裘宗沪教授和几位数学专家到了福建省队的房间看望学生。我和学生们见到他们都迅速停下手中的活，起立以示敬意。后来在召集领队开的会议上，裘教授特地表扬了福建队，说他们那晚到各个房间看望各队的师生，福建队是唯一全体起立的队伍。其实我们只不过是遵守了《弟子规》中：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裘教授告诫大家学习成绩好固然重要，但为人礼貌，有良好的品行更加重要。无独有偶，多年以后，在我工作的福州一中，有一位获得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银牌的学生受到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先生的称赞。在国外参加竞赛时，他在生活中处处帮助他人，给杜子德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聪明优秀的学生比比皆是，但德才兼备之人却难得。这些老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的关注，使我感触很深。天资聪慧的孩子更应该在品行上成为榜样，成为社会文明的标杆。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劝诫大家读读《弟子规》时曾这样说：“《弟子规》1080个字，本是童蒙养正宝典，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里面蕴含着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智慧。”

1996年，第八届国际数学大会向我发来邀请函。大会在西班牙召开。福安县委书记得知后非常支持，还特意给我送来路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自己一个人乘火车、搭飞机，带着要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学数学教学的五个要素》前往了。这一次的经历是相当宝贵的，对我数学专业的提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数学的知识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将数学某个领域中的部分推翻，用新的结构来更换，甚至你可以全部推翻，用新的结构来取代。在这里，我还体会到数学应用的广泛。如我以前一直好奇于地震级别的细微差别为何会产生破坏力的巨大差别。原来里氏震级使用的是对数级别，在震级定义中，震级每上升一级它的强度会增加30多倍，因此8级地震比5级地震不是强3倍，而是27000多倍，对数级别可以很好地处理范围很大的变化区域。难怪1、2、3这样看似微小的数字差距表达出的却是超强大的破坏力。

在亲历国际数学竞赛的过程中，我还体验了“协调”的魅力。所谓协调，就是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答题完成的得分并不是最终竞赛得分，最终得分通过“Harmony”（协调）确定。当选手对评委会给出的得分不满意时，可通过陈述自己的理由，协调得分；若参赛队和评委会不能达成一致，将召开所有领队会议，投票表决确定。例如某个学生某题未解完，而零星过程思路与数学家们给出的几种标准解答完全不同（国内竞赛或高考遇此类问题通常得零分)，无法判断能否按步骤给分；可以在考试后继续原来的思路进行解题，若能解出且不增加繁琐步骤，仍可按步骤得分，甚至还允许参赛队观察员或教练帮助，只要能弄清学生思路可行，即可按步给分。如此的协调是对孩子聪明才智的充分尊重与欣赏，是支持学生的思想火花继续燃成烈焰。我对“协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试着把它用于课堂教学与育人工作中，尊重学生们的独特思维，培养学生们的个性发展。一次，我与语文老师聊天，谈及协调的做法，我希望语文组老师也能用一下协调。比如，一个学生对于一篇作文有构思却无法书写成文时，老师能否根据他的构思写出一篇文章供其参考呢？这样对于学生而言，学习作文就不局限于一篇范文。即使是作文水平很一般的孩子，当他的想法在老师的帮助下变成一篇习作时，他也会感到自豪的。我想这在许多学科里都很值得尝试。

2010年，我作为观察员与中国队一起赴哈萨克斯坦参加第5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此行的几件趣事也令我感触良多。我们从上海出关时，一位武警女少校给我们办手续。当她得知我们是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时，很自豪地说她中学时数学学得很好。也许是因着数学的关系，她对我们特别热情、友好。我欣慰于当年的数学给她留下的美好回忆，我相信教育真的能影响人一辈子。经过一周的紧张比赛，获得世界第一的中国队即将凯旋而归。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出关时，一个学生把出境卡弄丢了。哈萨克斯坦的海关关员拦住我们禁止出关。当时若要去移民局补办手续，那肯定会误机，大家急得团团转。我灵机一动，拿出了刊登国际数学奥赛的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并告诉他我们是来参赛的。这位关员一见报纸上登的总理与这位中国学生合影的大幅照片，立即翘起了大拇指。附近的海关人员纷纷过来和我们的孩子合影。后来，在海关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们顺利通关。原来数学具有这样的影响力，我不免为自己的专业感到自豪。

每当从我的专业工作或专业活动中获得新的知识或新的感悟时，我感到特别满足。教育是相当美妙的，它催人奋发向上，它指引人修养人性，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此，我行走在教育道路上的步伐越发坚定。

与小伙伴们共享阳光

我深深地知道教育工作是人的工作，它离不开人与人的沟通、交流，只有建立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促进教育工作的良性发展。

毕业分配到甘棠中学时，简陋的工作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我着实觉得委屈与不情愿。但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流露这种情绪。既为人师，我深知我的言行举止、精神面貌都将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我希望带给他们积极、阳光、向上的能量。那时没有什么练习册，我就自己在蜡纸上刻版，用浓厚、粗劣的油墨一张张地印刷习题给学生做。学生没有什么可阅读的课外书籍，我就给他们读我的书。虽然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优异，但我更关注的是教给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培养良好的精神品质，引导他们坚定地走未来很长的路。课堂外，他们更像是我的小伙伴，彼此间交流对生活的感悟，对未来的畅想。至今，这群从甘棠中学走出来的孩子落脚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人回归乡野做了农民，也有人成了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一直保持着正直、乐观、有追求、有梦想的状态。即便过了二十多年，这群小伙伴们仍然惦记着我，时常与我联系。他们总跟我说，那时的我，所带给他们的阳光，影响了他们一生。

到福安一中后，我遇到了对数学抱有极大兴趣的一群学生。于是我组织了兴趣小组，带着这些孩子研究数学竞赛知识。那时，在我书房的大书桌旁总摆着一张小桌子，每晚几个孩子围坐着，埋头做功课，研究数学。如古人所云“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与这些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尊重他们对数学思考的独立性，这使我常常在他们那获得对数学研究的新的视角；偶尔我给他们点拨点拨思考的方向，他们最后得到的收获竟然也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欣喜不已。这些孩子后来在数学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回忆起这段时光，他们都感恩我曾经精心的栽培。我亦十分欣慰看到他们对数学的坚守与执着。从最初的兴趣到后来多年的坚守与执着，需要强大的信念与毅力支撑，也唯有此，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桃李真可谓满天下了。所幸的是，一届届的孩子们都惦记着我。即便大多数孩子上了大学也纷纷失去联系，但他们会在某天突然出现，带给我惊喜，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我深深的牵挂。又因着金牌教练的身份，我除了在学校教自己的学生外，还不断地接受一些对数学有极大兴趣的外校学生的求学。对于这些跟着我认真研究数学的孩子，我总把他们当成“自己人”看待，别无二心，毫无保留。他们在后来的发展道路上走得顺利时总会提起我这位“恩师”。记得有一个孩子，是别校的学生，跟着我学了三年数学。北大本科毕业后去了国外深造。几天前收到他的邮件，竟然向我报告他的近况。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他，已有数篇文章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并且担任了两个国际刊物(Physical Review B, Physical Review Letters)的审稿人，明年就要毕业了。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恩之情，还热情地邀请我明年去参加他的博士毕业典礼。有时也会遇到这些孩子的家长真诚地向我表达感激之情，但当有些家长误以为给我送些辛苦费更能表达他们的感激时，我总是很恼的，不仅严辞拒收，还很严肃认真地请求他们别破坏了我与学生间的纯粹情谊。在我三十多年的教师职业生涯里，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生之情是弥足珍贵的，它不讲求功利，不可用金钱或物质来衡量；它纯洁真诚,只求付出不图回报，是教师精魂呀!我珍惜它,它让我体验到为师之乐,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我亦不断地成长。

孩子们带给我的惊喜总是不断，让我欣慰也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些可爱的小伙伴，我也许会觉得我所走的路不仅平淡而且寡然。是他们的天真烂漫，他们的奋发向上，他们的真诚友善，他们的感恩惦记，使我的向阳之路缀满鲜花。

在向阳的路上追逐梦想

2011年底，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到我校参观访问。他在对课堂、学生宿舍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发现这所学校充满激情。于是他问我，校长当了十几年为何没有职业倦怠感呢？我笑答，我还有许多想法未实现。当一个人还在追逐梦想的途中怎么会感到倦怠呢？倦怠往往是没有追求、没有目标，盲目地日复一日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导致的。面对一拨儿又一拨儿风华正茂的学生，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面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只有不断修正，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无枉为一世。我曾比喻我自己是蛙类，源于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一句话：“虽然科学家在同一领域中探索，但是他们却分成两派：鸟类和蛙类。鸟类高飞在该领域的上空，可以看到地面上大量的关系；而蛙类则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池塘中游泳或在泥泞中跋涉。”我就是那只青蛙，痴心于自己的一方寸土，即使艰难，亦乐在其中。

作为福州一中的校长，对于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和众多优秀的学生，我始终怀着敬畏之心。从教师到校长，要想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如何教好学生，而是需要思考教师、学生与学校的全方位发展。我致力于培养学生最强健的体魄、最文明的头脑和不可征服的精神，我重视师生的个性，努力为教师打造个性化的研修机制，为学生提供满足个性化发展所需的各种平台。

学校里有一位在实验室工作了30多年的老师，一直默默地坚持整理他认为十分重要的实验，搜集了许多国内外高校的相关实验视频，成果颇丰，却一直不为人知。当我得知这些时，我十分钦佩他对专业的执着。为肯定他的成果，我让信息中心的老师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将其成果展示在校内网站上，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知道他的成果，并帮助他不断完善。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老师的积极性，使大家更倾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开发研究项目，展示研究成果。为提供平台，我提出若哪位老师想到国内外高校、中学做短期的学术交流都可以提出申请。我鼓励他们个性化的选择，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学校会尽可能满足他们。我想，调动每个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充满动力，学校的工作自然欣欣向荣。

寻找适合每个孩子的培养方式，我主张提高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发其想象力，培养其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平台。福州一中有开展社会实践的传统。其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我一直希望能将这个优良的传统继承并发扬。这些年，学校在社会实践的“知行合一”理念下努力创新，不断拓展社会实践的项目和模式，注重统一性与个性化发展并存。学校组织学生奔赴现代工业、农业、能源、港口类的龙头企业开展社会实践，还组织学生到连城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考察。为达到社会实践的目的，学校在开展社会实践前先邀请龙头企业的总工进校向学生介绍企业的历史、文化与现状并构勒未来，让学生们从宏观上对企业有大概的了解。学校还推荐学生阅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陶行知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建设》以及梁漱溟乡村教育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等相关资料，为学生到农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奠定理论和思想基础。将活动与课程结合，引导学生由“教室小课堂”向“社会大课堂”延伸，增强科学意识，实实在在地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学校鼓励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开展各种调研并在实践后提交科研小论文。这样，从实践前、实践中、实践后全方位实现社会实践的功能。

虽然外界对我校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赞誉有加，并评价我校是国内极少真正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学，但我一直不满足于这种实践形式，期待着整体与个性化的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方式的呈现。近些年，我们又开始尝试更为个性化的实践形式。在传统的社会实践的基础项目之外，让小部分学生组成小分队专门针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社会实践。其中有同济大学汽车设计制造专业社会实践小分队和福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社会实践小分队等。在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们了解了汽车设计制造领域的前沿科技，开拓了视野；在福州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们拓展了智能、计算机领域的知识，体验到智能、计算机的强大的功能和最新的前沿技术，深受启发。这些都给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有利于学生将来的深造与发展。

我想教育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围绕学生的发展、兴趣等进行组织，让他们成为活动的主体，处于教育活动的中心地位。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地从教育中形成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才能从这些感受和经验的积累、变化中，进行比较、判断和选择，把某些经验内化到自己的知识、行为结构中，形成自身的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在社会实践新形式取得成功后，我希望今后在舰船、军事、法律、金融、能源、天文等领域组建小分队进行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努力让那些在某一领域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获得有益的体验，激发他们无限的潜能。

心存悲善，与阳光共灿烂

在关注学校师生发展的同时，我更关注学校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当我把眼光放在更宏观的社会中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这种责任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如何办好一所名校，更应体现在你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

每当我看到学校里的孩子享受着全省最好的教育资源时，看到那些优秀的学生有许许多多被推荐、被保送、被选拔的机会时，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起东海边的那个小乡镇，想起那些长期生活、学习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孩子，还会想起市区中生活在保障线以下家庭的孩子。任何一个孩子都希望去好的学校、遇到优秀的教师，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但事实上，这对于那些孩子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在当今貌似公平的中考、高考体制中，这些孩子在课程都无法开全的乡村学校学习，要想升入好的高一级学校是何等难呀。当教育的过程存在巨大差距，却只用单一的考试选拔机制来决定结果时，是最大的不公平。这些农村孩子或贫困孩子，如果能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也许他们的人生轨迹会被改写。渐渐地，一个“追梦”计划在我脑海里呈现。

2013年，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学校面向非县级城区和乡村的初级中学招收了30名初中毕业生，采取初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以及数学、语文两门学科的测试相结合的方式录取。今年9月，这30名孩子迈入一中。我深知，对于这些学生的培养并非这么简单，他们在这里学习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会面临挑战，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爱心、耐心与细心，手把手带领他们适应一中，适应课堂。我设想今后能在城区中对低保家庭的孩子也开展单独招生。对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我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善它。记得有位有过支教经历的教师说：有一种生活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生活中的点滴快乐和进步都要靠自己努力。

任福州一中校长十余年了，对学校、老师和学生，我有太多太多的感慨。所幸这些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他们对学校的热爱可谓忘我，和我一起经历风风雨雨，攻克一个个难关，实现一项项改革，培养一拨拨儿出类拔萃的孩子。今年，清华大学综合分析了全国各中学的学生考入清华后的品行与学业情况，如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优秀者、获得各类奖学金情况、参加各种竞赛和国内外学术大会的人数和数量等，得出结论——福州一中近几年来进来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发展很好，表现最为突出。我很欣慰这些年我和同事们的教育实践再一次得到认可；更欣慰一中的孩子们走出校园后仍能禀持着昂扬向上的品质。

2012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我“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称号，并在颁奖辞中提到：“李迅任福州一中校长十余年，他带领学校顺利完成新校区建设，并取得卓越的教育教学成绩，使福州一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我想，这应该是我走在向阳的道路上所途经的一片美丽的花海，但我知道，它只是个驿站，不是终点。我又整装出发，向着心中的太阳，继续追逐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