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风采

专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我校副校长王长平教授

发布时间:2014-03-17浏览次数:456

走自己的路  为梦想执着

 

       --专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我校副校长王长平教授

 

宣传部 李玉莲 本报记者 郑君

 

 

人物名片:

王长平,1963年生于福州,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我校数学系当了两年助教,此后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1989年留学柏林工业大学。1997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任教。2012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离职,出任我校副校长一职,并于2013年3月任我校数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长平教授长期致力于数学专业研究,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主持或参与过国家基金委、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科研任务,有一批优秀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现任中国数学会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和教育部数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一路良师相伴  治学重在创建

 

记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对科研工作者学术地位的肯定,跻身其中是很多学者的梦想。请您谈一谈治学的成功秘诀。

王长平:我也是从一个年轻教员一步步走过来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老师们。我把他们对教书育人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他们在学术上的优良传统继承了下来,并尽我所能扩展出去,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切都属于非常自然的方式和过程。

在学术上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比如硕士生阶段的姜伯驹院士,是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不但学问非常丰厚,而且他的思想品德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博士生时期的陈省身教授,是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有着非常宽广的胸怀。学问那么高的一个人,却又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后来我有幸到德国进行联合培养,我遇到了我的外国导师Udo Simon教授、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in)的副校长,他给了我很多帮助,不仅在学术上,还有生活上。他思维宏观,看问题大气,能够从多个角度全面地看问题。东西方不同思维和文化的冲击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对我数学思维的启发帮助很大。

从德国回来之后,我作为北大一名年轻教师,承担本科生的主干基础课程《几何学》和《微分几何》的教学工作,同时开始开设讨论班和带研究生。通过教书的磨合和阅历的增加,渐渐也承担了一些服务工作,北大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北大数学学院副院长、院长、北京数学会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每项工作都是对我的历练,也增强自己的责任心。

其实我所在的高中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发现我有很好的数学能力。每当同学有数学问题时老师就会说:“去问王长平好了。”于是我就有了自豪感并逐渐喜欢上了数学,后来老师给我一些课外的读物,也会让我做一些难的数学题。想起了,我其实是被数学老师一步步“喂出来的”,并逐渐把对数学的喜欢转变成数学的能力。那年作为福建省优胜者参加全国数学竞赛时,仓山区也只有我一个选手。虽然我没有在全国竞赛取得好成绩,但是我还是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并与取得最好成绩的那批学生成了同学,一起成长。我们那一届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有10个教授,国内有4位教授曾获国家杰青。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成就得益于在各个阶段都有良师的帮助?

王长平:对,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潜能,挖掘出来,就会不一样;没有挖掘,就是普通人。如果不是每个阶段都遇见那么好的老师的帮助,使我的数学潜能尽可能地得以发挥,我是不会走这么远的。老师们在许多困难的地方安了梯子,并鼓励我不断向上攀爬。

记者:除了老师的帮助,您认为在治学中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王长平:我认为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德国老师指导下做的,而现在的研究是完全是自己创建的方向。在德国求学时我就对另一个研究方向很感兴趣,那是和我的老师不同的方向。回国后,作为独立个体,我开始对我之前感兴趣的方向着手研究,慢慢地我交到很多相似兴趣的国内外朋友。我们组成圈子,一起推进这个方向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我也成长为这个方面的专家。国内外有这个方向的文章,时而会请我帮助审稿。

我的学生读博士时也是跟随我做博士论文,但是现在他们却都有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一代要更比一代强,学生一定要力争超越自己的老师。如果没有自己的创建,而是一直走老师的老路,那么是很难出成绩的。

 

学生要高定位  人才建设在于营造环境

 

记者:您回国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教师的经历。

王长平:96年底我拿到了德国的Habilitation。时任北大数学学院院长的姜伯驹院士找到我,希望我回去,接过几何方向老教授肩上的担子。97年初我携家回归,一转眼在北大教了15年书。我上本科一年级的几何课,除了自己写讲义,还要想办法尽早让学生们适应大学的学习模式。北大拥有国家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让他们的潜能受到限制,这是很大的罪过。这些都是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很快我又开设了几何讨论班,有了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应该说每一次阶段都是奋斗的过程,也是与学生一起成长的过程。我也把一些优秀的学生送到德国培养,并鼓励他们回国工作。看到自己早期的学生许多已成长为高校的优秀数学教师,我感到很满意。

记者:相比于北大学生,我校学生素质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那么您对我校学生,特别是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王长平:其实我并不认为我们学校学生和北大学生在素质上有本质的差距,只是两者呈现不同特点而已。分数不代表能力,或许北大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好,但是两个学校学生在素质上或者学习能力上应没有绝对的差距。也没有教谁更容易或者更难的说法,教好了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真的存在差异,那应该是学生对自己定位的不同。北大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们认为自己应有更大的目标,所以他们的心智也就更加稳定,潜能更容易发挥,发展空间也就更大。我发现我们学校数学专业学生,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定位较低,目标可能是做一名中学教师。中学教师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但这么早就以职业为定向就可能限制了他们潜能和特点的发挥,他们本有可能会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我希望他们敢于对自己有更高的定位,并朝之不断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华罗庚年轻时只是在书店卖书,对数学有无限的喜好。人的潜能是巨大的,他没有上过大学,被人挖掘后却能逐渐成长为数学大师。所以我认为我们学校的学生与北大学生一样有能力飞得很高走得很远的。

以下的例子只是我在北大遇到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有一天有个法学院的学生跟我打电话,说他无法再忍受法学的学习,因为一年来脑子想的都是数学,学法学只是父母的意愿,他要当数学家。后来他在转系考试中数分得了满分,学习非常优秀,毕业后拿到美国著名大学读博的全额奖学金。

学生的成才更多地在于自己的定位和志向,学校必须首先有创造条件将合适的学生放在合适的学习位置上,否则后来的许多努力都可能是徒劳的。其次,教师们如何组织教学也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您培养的学生多在国内重点高校担任数学教师,您也担任过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我校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等工作。请您谈谈在人才建设上的心得。

王长平:首先好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会带给教师愉悦的心情,这对他们愉快地开展教学和科研是很有帮助的。这点我们师大做得很好,我们的校园非常美,很有文化气息。

此外,更深一个层次,科学研究的环境和教与学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用肉眼看不到,却是老师学生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不论是院长,还是中心主任,其首要的责任,是给教师们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教学环境,让老师们自由发挥出最好的潜能,无需被其它事务所分心和困恼。教师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主体,是高素质的群体,学院的管理应该以教师自律为基础,为教师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更好地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而进行强制化的管理。

教师队伍的建设当然是院长的头等大事,更是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首要大事。教师队伍的科研和教学水平构成了学院的整体实力,青年教师的引进所遵循的是宁缺勿滥的原则。学院需要给青年教师营造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对学者来说,三、四十岁正是精力旺盛出成绩的好时期。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淡化博导和学科带头人的身份意识,尽早让有条件的优秀青年教师承担更多的学术责任,在自由宽松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能够脱颖而出。 

记者:您来师大工作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有什么感受?

王长平:我在师大工作蛮愉快的,上学期我教了一门课。我了解到我所教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学生录取分数线不算高,他们很多都在焦虑自己未来的出路。其实学数学有很多出路,比如到银行、保险业做精算和风险评估,或者做图像处理、指纹和密码技术。数学非常有用,学生不应该存在这些困扰。所以我认为,让学生走出校园都有好的工作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师大数学专业的学生大约30%选择考研,我们要专注这30%但更要关注到其余的70%。教学计划需要尊重个性、兴趣和特点,给学生机会选择,在高年级实行分流培养。兼顾不同的兴趣目标,配合以多方位、多元教学方式,是使其就业多元化的一个良好的途径。

国家发展迅速,对人才需求更加多元。数学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数学专业的学生不一定都要从事师范类职业,这一点北大数学学院97年和03年的两次教学改革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北大数学学院实行大类招生,进口时只是数学类而无专业,第三年开始会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在数学系、概率统计系、工程和科学计算系、信息科学系、金融数学系中任选其一,效果很好。目前学生分布大概是:数学系30人,概率统计系40,工程和科学计算系25人,信息科学系25人,金融数学系40人。学生的动态选择与就业市场和发展前景紧密结合。由于学生出口前景很好,导致数学学院成为北大就业最好的学院之一,也就成了北大招生最热门的学院之一。简单说,就是“出口决定进口”。当我们师大学生就业和发展前景更加好了、更加多元化之后,来我校求学的好学生就自然就多了、更多元化了。未来的师大一定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单纯的师范大学已不满足国家和福建省对多方位的人才需求。

福建3600万人口,相当于半个德国,师大应是福建省的北大。随着国家发展、福建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师大的人才培养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可以预见,师大在今后的20年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科研不断努力,回闽因为“照顾老人”

 

记者:您一直致力数学研究,获得过很多高级别的奖项,也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贡献吧。

王长平:我的研究领域是基础数学的微分几何方向。微分几何是数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著名几何大师陈省身和苏步青在这个研究领域都曾做出重要的贡献,并培养了国内外一大批优秀的几何学家。

上世纪80年代曾任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省身先生来南开大学创办数学研究所,帮助国家提升数学研究水平。84年我参加了陈省身先生在北大组织的“首届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 88年他在南开数学所(现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招生,我有幸考取了他的博士生。89年他推荐我到德国柏林工大他的朋友Udo Simon教授处进行联合培养。德国是近现代微分几何的发源地,祖师爷是高斯、黎曼、克莱因等世界顶级数学家。

我在德国的博士论文方向就是传统的微分几何。我在变换群的微分几何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绩,但以国际高标准来衡量应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保线变换群的几何方面我建立了中心仿射微分几何超曲面的完全不变量系统,并给出了中心仿射体积的第一变分公式和第二变分公式。这篇文章成为研究中心仿射微分几何超曲面理论的基本文献。

1998年我建立了Moebius微分几何子流形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不变量理论,并在2007年与我的博士李同柱一起建立了Laguerre微分几何超曲面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不变量理论。这些论文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基础性的论文,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和引用,并吸引了国内一些优秀几何学者的参与。Moebius微分几何近年已逐渐形成中国几何学的一个特色,我和朋友们的一批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外知名杂志上。由于这些研究工作我于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5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

记者:数学研究中心成立9个月来运行情况如何?接下来将开展哪些工作?

王长平:成立数学研究中心是许多知名高校通常的做法,旨在为数学教师提供良好的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著名的有北大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清华、复旦、浙大、武大的数学研究中心。

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先后邀请了姜伯驹院士、张恭庆院士、刘应明院士、陈木发院士、石钟慈院士、崔贵芝院士以及美国项武义、庆杰、黄晓军教授、德国Udo Simon教授等来校访问并做精彩报告。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让年轻教员知道什么是好的数学,提高我校数学水平,使之融入国际和国内大的数学学术环境。数学中心还举办了多场国际数学学术会议。

数学研究中心运行的成功与否在于教师们如何运用科研交流平台来促进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的实验室,而数学更需要数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数学研究中心可以类比于其它学科的实验室。拥有广阔的视野,了解高水平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思想,对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是有极大帮助的。研究中心按国际的规则来运行和管理,目前运行得很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活动,并为年轻教员提供科研资金的支持。这个平台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属于数学学院全体教师的。我们希望每位教员都能好好利用它。

记者:北大的学术氛围浓厚、科研环境很好,您为什么会离开并选择师大呢?

王长平:我是福州人,年纪大了之后自然会想着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美丽的家乡,同时照顾好在福州的四位老人。1986-1988年我在师大数学系工作过两年,对师大有很好的印象。我们师大是在福建省很有传统和文化底蕴的大学,新校区的环境很美,这都让我工作得很愉快。除此之外,这些年我国的发展非常迅猛,福建省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也在快车道上,这些大环境对福建省数学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也想为家乡数学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

 

 

记者手记

124日,采访在王长平教授位于行政楼12层的办公室中进行。我们到达时,大门早已敞开。王教授热情地招呼我们,态度极其谦和。冬日暖阳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办公室,窗外是清澄的天空,整个房间明朗而充满暖意。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王教授十分平易近人。采访中他展现出的广阔视角、宽广胸怀、开放思想的大家风范让人折服,谈吐间流露出的真诚、平实让人印象深刻。正如他所言,希望通过思想观念的交流,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带来一些启发,尽管这些观念不一定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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