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风采

潜心治学 品味历史厚重 ——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社会历史学院院长王晓德教授

发布时间:2014-05-06浏览次数:728

 

人物名片

王晓德,男,1956年出生,山西省乡宁人。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洲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拉丁美洲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先后承担并主持有国家和教育部重大人文社科课项目6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政治学研究》《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拉丁美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著1部,编著2部,论著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福建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专著《文化的帝国:20 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名单。我校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入选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接下来让我们走近王晓德教授,一睹学者风采。
 
历史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
 

记 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是对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很大肯定,您在世界史方面的成绩非常卓越。请您谈谈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的治学之道?

王晓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国内目前文科学者所能获得的较高荣誉,我能得到这一称号,实在是来自不易。作为地方院校的老师,我以前是没有资格申报“长江学者”的。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长江学者”申报新条例,地方院校也可以申报,但名额很少,成功率非常低。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得知我获得评议组投票通过的消息之后,我感到很兴奋。自己后来总结,就我而言,申报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我这些年取得的科研成果为成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未被批准,也完全是在预料之中,丝毫不会产生任何懊悔之感。

我在世界史研究上只能说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点进步。说实在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即使是研究人员比较多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依然存在很多空白点。
研究选题非常重要,关键要能够抓住一些好的选题。我在选题上遵循几个原则:一是研究国内学界很少有学者涉及的题目;二是大家都觉得重要但很少有人做的题目;三是研究老题目但一定要有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选题是经过大量阅读资料和思考之后才确定的,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研究的基本思路。选题确定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的视角或解释框架,力图在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当然资料很重要,缺乏资料,那等于在做无米之炊。只有这几方面的结合,才能撰写出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著作。

记 者历史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比较刻板的,但是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很多学生他们所学的历史不是一幅幅生动的立体画面,而是一些框框条条,是一些平面的东西。其实历史是活泼的,有趣的。”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晓德:历史研究本身是非常枯燥的,面对着大量的史料,首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搜集资料和解读资料,在掌握基本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撰写出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当然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自己要先吃透所讲的内容,尽量地展现历史的真实图景,把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和事件活灵活现和有血有肉地描绘出来,穿插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让学生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避免把历史讲成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的东西。不过,历史研究的成果总是象牙塔的东西,属于阳春白雪。现在有些学者提倡公共史学,我很赞成这种做法,让公众多了解本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把历史教育作为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一种途径。我在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也可以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记 者近年来,您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90多万字)和《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70余万字)先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可以说是高质量学术精品,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学术生命力?这其中又有什么秘诀?

王晓德:《文化的帝国》是我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外交》这部著作之后所确定的一个选题,前后共花了七八年时间。《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是我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一卷,至少花了五六年时间。历史研究的精品力作决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一定是长期思考的产物。我自己不敢说这两部著作一定是精品力作,但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才完成的。
如何能够保持学术旺盛的精力,我自己的确没有想过,更没有总结过。我做事的原则首先是不能耽误学院的工作,其次是不能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保持不断地有新的科研成果问世,那只能是挤时间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也没有有意识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反正只要有时间,就抓紧读书和撰写论著,这使我来到福建师大之后迎来了我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有因为管理工作而耽误了学术研究,想起这一点,我的确感到很幸运。

记 者您曾说过“历史学是坐冷板凳的学问。所有的论文、著作都是通过自己勤奋和努力才获得的。”现在的大部分人可能心比较急,做学问趋于功利化。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王晓德:我经常对学生说,从事历史研究没有捷径可走,无论有多么聪明,天赋有多高,如果不能沉下心来进行研究,再好的客观条件都等于零。做了大学的老师,无论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做学问的这条道路。我的导师杨生茂先生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大家,他在做学问上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我正是在杨先生的指导之下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这个神圣的殿堂。现在的学术研究条件要比我读博士时好多了,如果年轻的老师能够不受社会干扰,静下心来做研究,肯定能够做出一流成果的。关键还是要有“冷板凳”精神,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只有扎扎实实地读书思考,才能在研究中有所收获。
 
知青上大学,迈开人生的旅途重要的一步
 

记 者:您初高中的数理化一直比较好,最初想报考的也是理工科。但后来您却选择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里有什么原因?

王晓德:我们家族对数理化好像都比较喜欢,大哥1963年高中毕业,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科学家,二哥是我们县的“小神童”。不过由于受父亲严重历史问题的影响,大哥从来没有踏入大学之门,二哥甚至连初中也被拒之门外。我们家族的后辈全是学习理工科的,二哥的儿子16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大哥儿子、我儿子皆在美国大学任教,他们本科都是学习理工科的。
恢复高考的那年,我还在农村插队。当得知我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时,很兴奋,先报了理科,但很可惜一本数理化的书也找不到,高中学习到的那点知识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我就转报文科,当时也分不清文科与理科的区别,只要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预选成绩公布后,我考的成绩还比较理想。我想报考财经院校,但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母亲看来,财经院校的政治审查要求严格,我恐怕难过此关。而教师地位在当时社会上比较低下,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本来就属于“黑五类”的人似乎只有当教师才适合他们。因此,相比之下,师范院校政审或许比较宽松。其实,母亲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离开农村,干什么都行,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那一年还注重政审,我政审差一点没有过关,反正是曲曲折折,最后算是录取了,迈开了我人生旅途上很重要的一步。

记 者: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您就去参加考试了,当得知被大学录取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大学生活吗?

王晓德:上大学虽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讲究出身的年代,像我这样“黑五类”的子弟能在城里安排一个工作就相当不错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虽不“贵”,但这一点的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因此,我对有人谈论上大学的事毫无兴趣,觉得这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必自寻烦恼呢?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10月份。此前有很多迹象表明了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心,但我们呆在小山沟里,对外面的变化真是一无所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到了11月份才知道。我报名参加了高考,考完之后又回到了农村,对于是否能够考上丝毫没有把握。有天上午,在公社上班的一位知青打电话告诉我,接县教育局通知,我已被大学录取,通知书已送到我家。是别人接的电话,当他转告我这个大好消息时,我正在吃饭,即刻大喊一声,好像有一种在茫茫黑夜中突然见到光明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后从来再也没有过。从高考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虽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重点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实际上抓住了人生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在艰难曲折的过程中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大学四年,过得很平常,没有留下特别值得让现在大学生分享之处。我曾写过一篇题目为“大学生活拾零”的文章,回忆了我的大学生活,其中写道:“我们那时的大学生活,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有些事情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学是索求知识的神圣殿堂,但大学的生活却远不像小说或电影描写的那样充满着罗曼蒂克色彩,至少我们那一代人的大学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处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进入大学校门的,旧时期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时期的生活方式却在冉冉升起。新旧生活方式交织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身上,演绎出了很多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把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活真实地展现出来的话,那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恐怕是很难相信的。

   :可以和我们谈谈您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吗?它对您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王晓德:前两年社会上曾经掀起了“知青热”,我看了多部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和文学作品,勾起了我对插队生活的回忆,遂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为《插队生活琐忆》,有六七万字。我后来将之印了出来,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阅。小册子中讲了我在农村的经历。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我们来到了社会最底层,看到了和体验到了最艰苦的生活。我在《序言》中写道:“至今想起在马村插队所发生之事,甚有不可思议之感,但却是步入社会的真实经历。农村三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偶有所梦,似乎时光倒转,又回到了让人刻骨铭心的插队生活,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这是我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为艰苦的生活,虽不堪回首,但却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质,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感悟。我从来不以为这三年是虚度年华,其对我以后的事业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少让我具有了能够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与马村的艰苦生活相比,我走出马村后的生活再艰难,自然都不在话下。”这的确是我对插队生活的真实感受。
 
乐教勤业为人师
 

记 者:毕业后您是希望回到老家工作的,但最后却留校当助教,为什么?

王晓德:我原打算大学毕业后回老家继承父业,做一名中学老师。我们那年属于国家分配山区指标不受限制,我县属于山区,回去应该是很有把握的。然而,等到指标下来后,领导宣布实行二级分配制,即首先要分配回地区,然后再由地区往县里分配。临汾属于较好的地区,分配指标有所限制,共下达了十二个指标,我们班属于临汾籍结婚的学生有十三位。分配的一个原则是首先让结过婚的学生回原籍。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分配到临汾地区,这样回县任教自然也就成为泡影了。无奈之下只好报名参加了留校考试。考试结果出来后,我名列前茅,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困难地留在了母校当了老师。我自己曾总结我的发展,很多时候为机遇巧合,大学毕业后只想回到小县城教书,与父母团聚,然后结婚生子,作为普通人终其一生,但却未能如愿,反而抓住了在高校任教的一个机会。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心只想回山西,从来没有联系其他单位,主要是考虑到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母亲也坚持让我回去。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南开大学,主要是出于儿子教育的考虑,当时并没有太多地考虑我的学术发展,我实际上又抓住了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
父母在外人的眼中属于大好人,尤其是母亲,人缘非常好,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很庆幸这辈子有一个好家庭。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是我学术发展的支柱,是我在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的牢固基础。

记 者: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有难忘的学生或者故事吗?您最重视对学生哪方面的培养?

王晓德: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大概是受父辈们的影响,在大学期间我就确定了这辈子从事教师职业的打算,从来没有想过要改换职业。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是逐渐地适应了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在三十余年的大学教书生涯中,我特别注意对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做人品质的培养,我很自豪的是,我培养的学生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师兄弟之间关系非常好,相互帮助,相互促进。
要谈有什么难忘的故事,肯定很多。有一年我在南开大学招收了两个博士生,我给他们上课,当然我会在做学问上严格要求他们。其中一个学生上了我几次课之后找我,说他现在感到压力很大,晚上难以入眠,很难按照我的要求写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当时他提出退学。我劝说多次未果,他最终还是退了学,后来与我还有信件往来,总是说对不起我。这位学生后来又重返南开大学,不过这次他选择了别的老师做他的导师。另外一个学生很刻苦努力,非常优秀,如今在重点大学任教,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研究潜力很大。他非常感谢博士三年我对他的严格要求,经常来邮件汇报他的科研状况。两个学生起步本来是相同的,或许退学的那位更聪明,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让我对培养和指导学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是我与学生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对我指导学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记 者:从大学到现在几十年中您一直从事世界史的研究,我们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您化其为一辈子的事业。

王晓德: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最初大概是必须要从事某种工作使然。大学毕业之后,很顺利地留校当了老师,我被分配到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我真正开始学术研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直到此时才初步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那时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我之所以致力于世界史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我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教师,作为教师,我必须要进行教学和科研,就像农民必须要种地一样,否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目前我正在进行欧洲反美主义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之现象的。题目初步拟定为《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历史研究》,我相信这部书出版之后会在学术界产生反响的。
至于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从事世界史的研究,现在还很难下定论。我有很多东西要写,当然属于非学术的东西,或许我退休之后就不会搞专业研究了,会写一些很轻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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