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王晓德，男，1956年出生，山西省乡宁人。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洲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拉丁美洲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先后承担并主持有国家和教育部重大人文社科课项目6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政治学研究》、《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拉丁美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译著1部，编著2部，论著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福建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专著《文化的帝国:20 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名单。我校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入选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接下来让我们走近王晓德教授，一睹学者风采。
历史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
记 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是对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很大肯定，您在世界史方面的成绩非常卓越。请您谈谈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的治学之道？
王晓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国内目前文科学者所能获得的较高荣誉，我能得到这一称号，实在是来自不易。作为地方院校的老师，我以前是没有资格申报“长江学者”的。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长江学者”申报新条例，地方院校也可以申报，但名额很少，成功率非常低。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得知我获得评议组投票通过的消息之后，我感到很兴奋。自己后来总结，就我而言，申报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我这些年取得的科研成果为成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未被批准，也完全是在预料之中，丝毫不会产生任何懊悔之感。
我在世界史研究上只能说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点进步。说实在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即使是研究人员比较多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依然存在很多空白点。
研究选题非常重要，关键要能够抓住一些好的选题。我在选题上遵循几个原则：一是研究国内学界很少有学者涉及的题目；二是大家都觉得重要但很少有人做的题目；三是研究老题目但一定要有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选题是经过大量阅读资料和思考之后才确定的，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研究的基本思路。选题确定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的视角或解释框架，力图在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当然资料很重要，缺乏资料，那等于在做无米之炊。只有这几方面的结合，才能撰写出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著作。
记 者：历史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比较刻板的，但是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很多学生他们所学的历史不是一幅幅生动的立体画面，而是一些框框条条，是一些平面的东西。其实历史是活泼的，有趣的。”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晓德：历史研究本身是非常枯燥的，面对着大量的史料，首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搜集资料和解读资料，在掌握基本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撰写出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当然，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自己要先吃透所讲的内容，尽量地展现历史的真实图景，把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和事件活灵活现和有血有肉地描绘出来，穿插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让学生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避免把历史讲成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的东西。不过，历史研究的成果总是象牙塔的东西，属于阳春白雪。现在有些学者提倡公共史学，我很赞成这种做法，让公众多了解本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把历史教育作为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一种途径。我在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也可以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记 者：近年来，您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90多万字）和《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70余万字）先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可以说是高质量学术精品，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学术生命力？这其中又有什么秘诀？
王晓德：《文化的帝国》是我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外交》这部著作之后所确定的一个选题，前后共花了七八年时间。《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是我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一卷，至少花了五六年时间。历史研究的精品力作决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一定是长期思考的产物。我自己不敢说这两部著作一定是精品力作，但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才完成的。
如何能够保持学术旺盛的精力，我自己的确没有想过，更没有总结过。我做事的原则首先是不能耽误学院的工作，其次是不能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保持不断地有新的科研成果问世，那只能是挤时间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也没有有意识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反正只要有时间，就抓紧读书和撰写论著，这使我来到福建师大之后迎来了我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有因为管理工作而耽误了学术研究，想起这一点，我的确感到很幸运。
记 者：您曾说过“历史学是坐冷板凳的学问。所有的论文、著作都是通过自己勤奋和努力才获得的。”现在的大部分人可能心比较急，做学问趋于功利化。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王晓德：我经常对学生说，从事历史研究没有捷径可走，无论有多么聪明，天赋有多高，如果不能沉下心来进行研究，再好的客观条件都等于零。做了大学的老师，无论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做学问的这条道路。我的导师杨生茂先生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大家，他在做学问上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我正是在杨先生的指导之下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这个神圣的殿堂。现在的学术研究条件要比我读博士时好多了，如果年轻的老师能够不受社会干扰，静下心来做研究，肯定能够做出一流成果的。关键还是要有“冷板凳”精神，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只有扎扎实实地读书思考，才能在研究中有所收获。
知青上大学，迈开人生的旅途重要的一步
记 者：您初高中的数理化一直比较好，最初想报考的也是理工科。但后来您却选择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里有什么原因？
王晓德：我们家族对数理化好像都比较喜欢，大哥1963年高中毕业，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科学家，二哥是我们县的“小神童”。不过由于受父亲严重历史问题的影响，大哥从来没有踏入大学之门，二哥甚至连初中也被拒之门外。我们家族的后辈全是学习理工科的，二哥的儿子16岁就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大哥儿子、我儿子皆在美国大学任教，他们本科都是学习理工科的。
恢复高考的那年，我还在农村插队。当得知我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时，很兴奋，先报了理科，但很可惜一本数理化的书也找不到，高中学习到的那点知识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我就转报文科，当时也分不清文科与理科的区别，只要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预选成绩公布后，我考的成绩还比较理想。我想报考财经院校，但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母亲看来，财经院校的政治审查要求严格，我恐怕难过此关。而教师地位在当时社会上比较低下，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本来就属于“黑五类”的人似乎只有当教师才适合他们。因此，相比之下，师范院校政审或许比较宽松。其实，母亲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离开农村，干什么都行，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那一年还注重政审，我政审差一点没有过关，反正是曲曲折折，最后算是录取了，迈开了我人生旅途上很重要的一步。
记 者：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您就去参加考试了，当得知被大学录取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大学生活吗？
王晓德：上大学虽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讲究出身的年代，像我这样“黑五类”的子弟能在城里安排一个工作就相当不错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虽不“贵”，但这一点的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因此，我对有人谈论上大学的事毫无兴趣，觉得这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必自寻烦恼呢？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10月份。此前有很多迹象表明了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心，但我们呆在小山沟里，对外面的变化真是一无所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到了11月份才知道。我报名参加了高考，考完之后又回到了农村，对于是否能够考上丝毫没有把握。有天上午，在公社上班的一位知青打电话告诉我，接县教育局通知，我已被大学录取，通知书已送到我家。是别人接的电话，当他转告我这个大好消息时，我正在吃饭，即刻大喊一声，好像有一种在茫茫黑夜中突然见到光明的感觉，这种感觉以后从来再也没有过。从高考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虽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重点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实际上抓住了人生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在艰难曲折的过程中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大学四年，过得很平常，没有留下特别值得让现在大学生分享之处。我曾写过一篇题目为“大学生活拾零”的文章，回忆了我的大学生活，其中写道：“我们那时的大学生活，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有些事情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学是索求知识的‘神圣殿堂’，但大学的生活却远不像小说或电影描写的那样充满着‘罗曼蒂克’色彩，至少我们那一代人的大学生活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处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进入大学校门的，旧时期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时期的生活方式却在冉冉升起。新旧生活方式交织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身上，演绎出了很多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把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活真实地展现出来的话，那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恐怕是很难相信的。
记 者：可以和我们谈谈您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吗？它对您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王晓德：前两年社会上曾经掀起了“知青热”，我看了多部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和文学作品，勾起了我对插队生活的回忆，遂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为《插队生活琐忆》，有六七万字。我后来将之印了出来，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阅。小册子中讲了我在农村的经历。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我们来到了社会最底层，看到了和体验到了最艰苦的生活。我在《序言》中写道：“至今想起在马村插队所发生之事，甚有不可思议之感，但却是步入社会的真实经历。农村三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偶有所梦，似乎时光倒转，又回到了让人刻骨铭心的插队生活，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这是我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为艰苦的生活，虽不堪回首，但却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质，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人生产生了新的感悟。我从来不以为这三年是‘虚度年华’，其对我以后的事业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少让我具有了能够‘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与马村的艰苦生活相比，我走出马村后的生活再艰难，自然都不在话下。”这的确是我对插队生活的真实感受。
乐教勤业为人师
记 者：毕业后您是希望回到老家工作的，但最后却留校当了助教，为什么？
王晓德：我原打算大学毕业后回老家继承父业，做一名中学老师。我们那年属于国家分配，山区指标不受限制，我县属于山区，回去应该是很有把握的。然而，等到指标下来后，领导宣布实行二级分配制，即首先要分配回地区，然后再由地区往县里分配。临汾属于较好的地区，分配指标有所限制，共下达了十二个指标，我们班属于临汾籍结婚的学生有十三位。分配的一个原则是首先让结过婚的学生回原籍。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分配到临汾地区，这样回县任教自然也就成为泡影了。无奈之下只好报名参加了留校考试。考试结果出来后，我名列前茅，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困难地留在了母校当了老师。我自己曾总结我的发展，很多时候为机遇巧合，大学毕业后只想回到小县城教书，与父母团聚，然后结婚生子，作为普通人终其一生，但却未能如愿，反而抓住了在高校任教的一个机会。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心只想回山西，从来没有联系其他单位，主要是考虑到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母亲也坚持让我回去。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南开大学，主要是出于儿子教育的考虑，当时并没有太多地考虑我的学术发展，我实际上又抓住了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
父母在外人的眼中属于大好人，尤其是母亲，人缘非常好，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很庆幸这辈子有一个好家庭。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是我学术发展的支柱，是我在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的牢固基础。
记 者：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有难忘的学生或者故事吗？您最重视对学生哪方面的培养？
王晓德：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大概是受父辈们的影响，在大学期间我就确定了这辈子从事教师职业的打算，从来没有想过要改换职业。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是逐渐地适应了大学教师这个职业的。在三十余年的大学教书生涯中，我特别注意对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做人品质的培养，我很自豪的是，我培养的学生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师兄弟之间关系非常好，相互帮助，相互促进。
要谈有什么难忘的故事，肯定很多。有一年我在南开大学招收了两个博士生，我给他们上课，当然我会在做学问上严格要求他们。其中一个学生上了我几次课之后找我，说他现在感到压力很大，晚上难以入眠，很难按照我的要求写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当时他提出退学。我劝说多次未果，他最终还是退了学，后来与我还有信件往来，总是说对不起我。这位学生后来又重返南开大学，不过这次他选择了别的老师做他的导师。另外一个学生很刻苦努力，非常优秀，如今在重点大学任教，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研究潜力很大。他非常感谢博士三年我对他的严格要求，经常来邮件汇报他的科研状况。两个学生起步本来是相同的，或许退学的那位更聪明，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让我对培养和指导学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是我与学生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对我指导学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记 者：从大学到现在几十年中您一直从事世界史的研究，我们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您化其为一辈子的事业。
王晓德：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最初大概是必须要从事某种工作使然。大学毕业之后，很顺利地留校当了老师，我被分配到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我真正开始学术研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直到此时才初步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那时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我之所以致力于世界史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我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教师，作为教师，我必须要进行教学和科研，就像农民必须要种地一样，否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目前我正在进行欧洲反美主义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之现象的。题目初步拟定为《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历史研究》，我相信这部书出版之后会在学术界产生反响的。
至于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从事世界史的研究，现在还很难下定论。我有很多东西要写，当然属于非学术的东西，或许我退休之后就不会搞专业研究了，会写一些很轻松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