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凤
陈祥耀先生，字喆盦，1922年生，福建泉州市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曾参加《清诗选》《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的主编工作；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元明清分支的编辑（清代诗文词部分）、撰稿工作；又参加《鲁迅全集·古籍序跋集》的注释、定稿工作。2016年11月人民出版社为其刊行《喆盦文丛》（上、中、下卷三册），上卷含《中国古典诗歌丛话》、《唐宋八大家文说》（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五大诗人评述》（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中卷含《喆盦文存》、《喆盦文存补编》；下卷含《诗词例析》、《儒道思想论集》、《哲学文化晚思录》。
陈祥耀教授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理事、中国韵文学会、福建省诗词学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古体诗歌创作有《喆盦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喆盦诗合集》（北京华艺出版社）、入选厦门大学出版社刊行《福建当代十一家诗词选》（陈祥耀诗选）。书法作品有由福建美术出版社等刊行《喆盦书法选》（一至六集）、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刊行《胸罗卷轴，笔落烟云——陈祥耀先生诗书集》等。
陈先生今年正值九六高龄，为我校健存的最年长的教授。他是我们文学院的“院宝”和“校宝”，人们亲切地敬称祥老。他一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工作，卓有成就，这和他年轻时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密不可分。在泉州念小学时，他读过《四书》、《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笔法百篇》等。在梅石书院（昭昧国学讲习所）时，修读过古诗文选、文字学、音韵学、诗学、中国文学史、古诗文习作等。祥耀先生15岁已能写古体诗歌，以后参加过清末进士林骚、吴增倡议成立的诗社——“温陵弢社”，被誉为“泉州才子”，被视为青年诗人。吴增是昭昧国学讲习所的所长，林骚是该所老师，陈先生与吴、林两进士是交往密切的师生关系，又在同一诗社活动，承蒙二老厚爱，亲受教泽，获得赞赏。他在泉州梅石书院读书期间，有缘结识弘一法师李叔同，或聆听法师弘法演讲，或亲作记录，或登门造访，接触、交往达几十次之多。他先后撰成关于弘一法师三篇珍贵的研究史料：1、《弘一法师在闽南》；2、《纪念晚晴老人》；3、弘一法师《佛教的源流及宗派》演讲记录稿。（以上三文均入编《弘一大师全集》2010年重版本中）陈祥耀教授如今为弘一大师老辈研究专家的硕果仅存者。
祥老于1941年至1942年和1946年在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就读（1943年和1945年因避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停学回泉州），他在泉州作《怀人绝句》组诗，除方孝岳先生之外，所怀都是国专的名师，有校长唐文治，教授王蘧常、钱仲联、吕思勉、周予同、蒋伯潜、郝昺衡、鲍鼎、胡曲园、朱大可等人。唐文治（1865—1954），号茹经，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晚清时期，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1906年商部和工部合并成立农工商部，他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丁忧后辞官在上海兴办工业学校、南洋大学，后改名为交通大学。眼睛失明后，在助手的帮助下，他又创办无锡国专，担任校长。陈祥耀先生修过他执教的《论语》、《孟子》、《易经》的课程。有一次，唐校长在他的《易经》考卷上批有“吾道其南”四个字，（这四个字的出处是：宋代理学家程颢在他的学生杨时南归时说“吾道南矣”的赞美的话。杨时，福建将乐人，宋代理学家程门的“四大弟子”之一）可见陈先生受唐氏的赏识。后来祥老撰写《对唐茹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的几点体会》与《略谈唐文治先生的行谊和学术》二文盛赞唐校长是令人敬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钱仲联（1908—2003），号梦苕，任教于无锡国专。陈先生就学期间，修过他的《基本文选》、《诸子概论》、《诗文习作》课。在《诗文习作课》上，钱老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诗文必须在课堂上写，当场交；未完卷的草稿要由他签名，补交时和謄正稿一起交。陈祥耀先生任过班长，代钱老收发同学的作业。他在国专念一年级时，获得全校文言作文竞赛第二名；二、三年级都获得第一名，因此和钱老接触较多。解放后钱老在苏州大学任教时，在外担任过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及所属中国诗学研究会理事长。1981年钱钟书力荐他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被尊为“国学”大师。陈先生和钱老的师生情谊十分深厚。诗作、著述不断交流。钱老适逢九十和九十五寿辰之际，祥老均撰写“寿联”庆祝。钱老在所著《钱仲联学述》书中说：“我在无锡国专任教将近十年，学生中以在文史领域研究卓有成就而著称于世的马茂元、汤志钧、杨廷福、姚奠中、吴孟复、陈祥耀等人。”陈先生就读无锡国专时是很下苦功夫的。他修读周予同师的《经学概论》课，用的教材是用先生所著《群经通论》和其他参考书，自己先看书，课堂上听讲一遍，后又在下一年级，从头到尾再旁听一遍，真是听得“上瘾”了。他就是这样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
闽省高校的国学名师
陈祥耀先生一九五四年调入福建师范学院（即今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他以极大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他的《唐宋八大家文说》、《五大诗人评述》及部分论文如《说“史家之绝唱”》、《唐宋词说》等，就是根据课堂讲稿整理而成的。先生天份极高，基础扎实，又勤奋刻苦，出版的著述都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先生治学基本上是传统治学路子，但又能接受新的文学观念，对古代诗词、诗论、文论予以现代性的研究、阐释；既能写流畅平易的白话文，又能写一手漂亮的文言文。
《中国古典诗歌丛话》以传统诗话形式，从先秦至南北朝始，谈到唐、到宋，到金元明，直到清，共五部分。作者自序说：“对我国古代诗歌实作系统之评述，企望成一具有作者个人面目之诗史缩影，为大辂之椎轮”；本书“期于一书能兼起诗评与诗选二者之作用”；“于古今评诗言论，虽力求博采，而必折衷于己见；非敢妄为模棱调和之论，实欲力求平心全面之旨”。祥耀先生撰写本书的愿望完美地实现了，这是一部分析入微、博采众说、又有个人独特见解的中国古典诗史的缩影。陈贻焮教授评曰：“以诗话之精微，阐诗史之宏富，苟无妙悟卓识，何能成此伟著？”袁行霈教授评曰：“见解之高，文字之妙，有非常人所及者。”林继中教授说全书最大特点是“求实见更新”，从平实中见其才气、功力和新意，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台湾陈冠甫教授也评曰：“论析精辟独到，文字精覈老练，果有高出坊间一般之文学史处。”又说：“其中之观点，如论宋诗，东坡之外，特重南渡之放翁，而非江西派所奉之山谷，是有别于常人之灼见也。”陈先生对作家作品，尤其是对作家的艺术风格之所以能提出自己独特见解，而且能以简洁的文字准确地予以概括，我们以为主要得力于他细微的品味功夫和比较方法。先生常说研究作家作品，要做到这点，祥老的经验是：首先要好好阅读文本，细致入微地去品味，有时还要借吟诵去感受作品音节所表现出来的顿挫跌宕、深沉曲折的气机、感情旋律和韵味。如李商隐的艳情类诗，聚讼最多，或谓以艳情为主，或谓以寄托为主。先生和大部分诗论家不同，不凭藉繁琐的考证，而是通过反复咏诵，细微品味，从而得出自己的意见的：“艳情寄托政治遭际之诗，大抵于艳情只能表面泛写，始便双关；若所写过于逼真细致，则旨为事迷，何能两适？商隐此类艳情诗，描写逼真细致，于题材又注情深挚，不似言在此而意在彼，事为虚表而旨匿其后者。”《无题》之“昨夜星辰”、“来是空言”、“飒飒东风”、“相见时难”、“凤尾香罗”、“重帏深下”等章，及《重过圣女祠》、《昨日》、《碧城三首》、《春雨》等，“皆似艳情也，惟《一片》较近于寄托。”这就是直接吟读文本的作用。再一点就是进行比较，纵比，横比，比其同，比其不同，在比较中，细微而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内容和风格特点，先生喜欢大量引用前人评点文字，用意就在于此。如分析温庭筠诗，将其和李商隐等人进行比较，说：“温庭筠诗与李商隐齐名，其相近者在近体，然语较清疏薄弱，无义山之沉挚，相去颇远。惟七律《过陈琳墓》、《经五丈原》、《苏武庙》三首，精工深厚，笔调介牧之、义山间，堪与二人佳作比高下。五律惟‘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等联为佳。乐府歌行最艳丽，远效齐梁，近欲取法李贺而变其幽冷。然多艳而伤骨，意溺于词，若《文心雕龙》所谓‘丰藻克赡，风骨不飞’者，讽喻之力，殆不及贺。惟其形式之秾艳，在唐诗中确有特色。”又如评陆游诗，云：“陆游诗，痕迹消融不如陶，横放恣肆不如李，盘郁顿挫不如杜，旁伸侧出不如苏；然能合杜之雄浑、李之豪逸、苏之流畅、陶之闲适、白之明密，以至岑参、王维之高华，宛陵、江西之烹炼而为一，以自成其圆洽雄厚之诗格；既饶宋法，又富唐音，盖东坡后宋诗又一集大成之圣手。”为了概括李商隐诗作精密婉丽、深情绵邈的特征，他罗列了葛立方《韵语阳秋》“包蕴密致”、范温《潜溪诗眼》“高情远意”、《石林诗话》“精密华丽”等二十多家的评论后，说：“合而参之，可以略见其风格特点与利病所在矣。”
《唐宋八大家文说》是祥老为研究生讲“唐宋散文”的讲稿整理成书的。对于每一家，先总说而后分文体进行评述。他阅读八家文全集，在各体中推荐重要代表作，又简介其它。他称自己的评说实兼“解题”和“导读”，在钩玄提要之外，对代表作品，又进行深入分析，并摘录作者一些精采的，对后人有教导、启发作用的言论。然后广泛“采录古人评语”，以“广读者之心思耳，为涵泳自得作对照”。这点作法与《中国古典诗歌丛话》相同。参衡借镜，“取则他山，实会在我”，从而概括出自己见解。如对韩愈其人，古今读者颇有贬辞，祥耀先生在列举各家褒贬后，导引出自己的评论：“退之为人，丰于情而躁急，豪于气而率易，虽卫道而非道学中人，盖性情中人也。大节无惭于智勇，细行亦不失乎狂狷。”应该是比较公允的。对八家散文风格也是经过反复参校，然后概括出简洁明了的评价的，如说韩愈文“雄伟瑰奇”，柳宗元文“峻峭缜密”，欧阳修文“纡徐委备”，苏洵文“明炼遒健”。曾巩文“雍容醇雅而严密”；王安石文“廉悍劲折”；苏轼文用两字概括是“超旷”，用四字概括则“豪迈恣肆”；苏辙文是“汪洋而兼淡泊”或“秀杰而兼疏宕”。从中可见先生读书见识之渊博，行文功力之深厚。
《中国古典诗歌丛话》、《唐宋八大家文说》是用文言文撰写的，沿用的是传统的活学方法，先生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国学根基扎实，研述古典诗文得心应手，成绩让人羡慕。《喆盦文存》及《喆盦文存补编》，先生却多用白话文写，运用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以新的文学视角来表达。只要看看论文题目，如《理性·个性·形象性——试谈我国古代文学评论的特色》、《我国古代文论的“风格”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的朴素辩证法》、《说“意境”》、《说“风骨”》、《我国古典诗词演变的几个宏观规律》等，即可一目了然。当然，还有更早出版的《五大诗人评述》。《评述》中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新词，可见先生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这也是与时俱进，但他并不轻随潮流，走向片面和极端。他在“后记”中说：“文章的写作，略有针对性：如论陶渊明诗，针对当时一股把陶诗说成‘反现实主义’的潮流而作，对此辩解较多；论李白诗，则因以往文章多从横的方面评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少论其创作道路，到‘四人帮’横行时期，又出现把李白说成‘法家’的逆流，故从纵的方面论其创作道路并驳斥李白是法家之说”。论白居易诗，指出肯定其新乐府诗的现实意义之外，不宜忽视其“闲适诗”、“感伤诗”等的艺术成就；论陆游诗，着重标举他写爱国精神之外的为今人忽视的多方面的佳句等。
祥老运用新的文学观念研究、分析中国古代诗论、文论，取得了丰硕成果。《说“意境”》一文中，他说：“‘境界’可以用来指称作品（特别是诗歌散文）的艺术形象。‘意境’的‘境’包含了‘作品的艺术形象’；它的‘意’又包含了作品的思想感情，涵义大于‘境界’。……在我国古代文学评论上，‘意境’这个词最能包含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的整个意义，最能概括文学作品的特征。西方用‘形象’这个词来规定文学作品的特征，实质上和‘意境’相近；字面上更接近于‘境界’，字面上的涵义比‘意境’狭。”在《再说“意境”》文中，先生又对意境进一步阐释，说：“思想感情是客观存在反映和作用于作家头脑形成的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客观世界的自然景象或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作家的这种主观的心理活动的加工才能构成作品的艺术形象。在作品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意）通过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境）而表现，艺术形象又是通过作家的思想感情而创造。这就是文艺创作的‘意’与‘境’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风骨”也是个文学批评上争议很大的术语，在众说纷繁之中祥老鲜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风骨”》一文中他先解释《文心雕龙》“风”的含义，以为“风”包含了“气势”和“风情”的概念，又解释“骨”的含义，以为“骨”包含了“体干”和“骨力”的概念，而“风”与“骨”来自作家的情志和才气，但体现则在于文辞的组织和表达。最后说，《文心雕龙·风骨》篇谈“风骨”“侧重于作品的语言形式，但和作品的思想感情有联系；是提倡刚健的文风，但并不否定其他风格和适当的文采”。此外，《我国古代散文三种特殊的语言功能》一文，最有重要创见；《略谈盛唐的边塞诗》、《宋诗的发展与陈与义诗》、《苏轼与“宋四六”》、《清代诗》、《清代词》、《清代文》等，也言之有物，提出了自己的新鲜见解。
陈先生在《鲁迅的文言文》的末尾二段写道：“它的《题记》（指《中国小说史略》）的‘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以及《唐宋传奇集·序例》的‘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几句，是那样的幽默冷隽，寄慨遥深。”先生以此称赞鲁迅的文言文不在优秀古典散文作家之下，使我们联想起先生用文言写的文章，虽属理论思维著作，然而在冷静的思考、论述中也隐藏着强烈的感情波涛，字里行间气势旺盛，时不时地会因压抑不住，而跳出来抒情、议论一番。如《唐诗话》评论唐代山水田园诗时，针对有人说山水田园诗皈向自然，为逃避现实之作，先生坐不住了：“噫！是何言欤？大自然之爱，为人类审美感情发展必至之一境；且漫长之古代社会，政治之清明几何？士有厌宦途之奔竞，复不能厕揭竿之行列，则寻精神之净土，投自然之母抱，亦有不得而已者。……轻而诮之，徒见不知文学效用之全。”这也很能激起读者美妙审美感受。这种美妙的感受在先生的《诗词例析》中读者能经常体验到。《诗词例析》是一部中国古代诗词（附录古文）的鉴赏著作，写作于不同时期，最大特点是能从诗词创作手法角度分析其艺术特色。南宋蒋捷《尾犯·寒夜》上片头三句云：“夜倚读书床，敲碎唾壶，灯晕明灭。”用的是王敦酒后读曹操《步出夏门行》而深受感动，以铁如意击打唾壶的典故。先生从词作者感情放收、起伏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说：“作者用这个典故是为了表达亡国之后，救国无方的愤激心情，但他不愿意让这种心情向更昂扬、更酣畅的高处发展，所以一吐之后，即把它收束住，用‘灯晕’来冲淡它。”下片，“鸡边长剑舞，念不到、此样豪杰”三句，用晋代志士祖逖、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以“表示对救亡事业的向往，使换头换来壮气；但环顾当时的处境，又不敢更作空洞豪语，只好把壮气再抑遏下去，接着一句，便清醒而又痛心地指出自己是学不到这种‘豪杰’之士的，情调复归凄婉。”先生结合蒋捷生活的环境，当时的心态来分析，将词作激昂敛归凄婉、凄婉不掩激昂的情调分析得十分到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陈先生能以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细致入微地去体味作者创作的本意、心态，感受作者感情的流动节奏，辨别语言的色彩，所以能将作品深处、细处、隐处、曲折处的诗意，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先生本身是位诗人，他的诗心和诗词作者诗心碰撞、溶化在一起了。再则就是感情的投入，用激情去品读作品，鉴赏时又能将激情用优美语言表达出来，做这一切时又不失理性的思考，总之，做到了诗情的热情和思辨的冷静的结合。《诗词例析》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此。
《哲学文化晚思录》共有九篇，是祥老一生哲学思想的精华。他认为，我国的“道”、“理”，是指事物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气”指本根物质，它依其规律而运动、发展，故主张“道”、“理”先于“气”的。他既重视“文学”研究，亦重视“史哲”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四个方面：（1）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文献；（2）人文精神与政治遗产；（3）自成体系的文学艺术；（4）手工业和科技的成就。我国文学是用汉字书写的。陈先生对保护与发扬汉字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说：“它日全球需要统一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汉字是很有资格（包含其优点与使用人数之多）充当第一标准文字的，至少也应该充当第二标准文字”。“爱我中华，爱我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汉字，这是我的深切愿望”。文化自信溢于言表。《儒道思想论集》共入编八篇论文，《孔子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略论儒家思想的精华》等是关于儒学和论述朱熹、李贽学术思想的。《<老子>论纲》、《<庄子>论略》是关于道学的。陈祥耀教授在自序中说：“我较肯定儒家，但并不敢走‘新儒家’的道路，因为觉得要把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并不现实，儒家和当今的社会形态及其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距太遥远了。我的态度和方法，还是近贤所标举的‘批判继承’和‘同情的理解’两种。”
享有资望的诗坛耆宿
陈祥耀先生年少时就喜爱古体诗歌创作，迄今已八十余载，从未辍笔。他早有诗名，被“温陵弢社”诗学名家誉为泉州才子，如今已是福建省诗坛元老。1986年和2001年祥耀先生以手书《喆盦诗集》、《喆盦诗合集》行世，从数量说，近千首；从诗体说，有古体、五、七言律绝等，各体皆备；从内容说，则国家大事、社会民生、历史兴替、壮丽山河、师友情谊、诗坛评章等，繁花满树，丰富多彩。陈先生二○一四年以九十三高龄住院手术，他“夜不成眠，幻想多陈，感死期已届”，在悲欣交集中，作《病榻吟》三首，第一首《病榻怀陶公》是对陶渊明生活境界的向往。第二首《病榻怀弘公》是对弘一法师人格境界的尊崇。第三首《病榻哀望》咏自己的社会愿望：“思潮德赛共欢迎，百载神州未竟行。政治良知留底线，天心人命两安宁。”“天心人命两安宁”语出自宋代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病榻上先生以横渠四句来表达自己的一生志向。在阅读《喆盦诗合集》的过程中，对这点我们有深刻体会，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爱贯穿他诗歌创作的始终，他是位深深爱着中华民族这块土地及其文化的爱国诗人。1946年（24岁），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撰成《抗敌行》长篇诗歌，抒发抗敌意志、爱国情怀。作品开篇曰：“卢沟桥上悲风起，举国甘心杀敌死。置之死地而后生，吁嗟抗敌从此始”。接着写“后来多次战长沙，长教浩气壮中华”、“我有偏师出缅越，维时威力震殊方”等战役。《抗敌行》是反映抗日战争主旋律的长篇巨制，大长了中华民族志气，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作品实质上赞颂了我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全民族的、全面、彻底的抗战胜利。难能可贵的是，生活在国统区的祥耀先生还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谁知大别匡庐麓，敌气消亡敌鬼哭。从此皖渐粤桂赣，数省时时恣窜伏。”“战局辗转成全面，敌惟骤分败乃速。”这是一首计六十多韵的七古诗作，共124句868字。先生此诗先刊于《泉州日报》，后被上海《大公报》转载，当时《大公报》副刊编辑萧乾选载此诗，是得到周予同先生的推荐。六十多年后的二○○五年，陈先生又创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一诗：“当时闻捷喜兼哀，甲子周添又此回。阶厉终期明史鉴，本隆始可弭兵灾。又如预蓄三年艾，不失防燃再死灰。华夏中兴非昔比，睦邻真谊看方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先生欢欣庆祝：“失土重归隶国门，几人家祭慰忠魂。”（《庆祝香港回归》）“历尽沧桑四百载，终销卧榻旧鼾声。”（《庆祝澳门回归》）先生痛心中华民族的危难，歌颂人民抵御外敌的反抗精神。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击败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并进行翻天覆地经济建设时，他由衷高兴，作于1950年的《感事》中写道：“民主奠宏规，言路辟疆宇。群策与群力，中兴此支柱”。诗人看到了中华民族中兴的希望。1983年所作《高擎赤帜起雄风》绝句组诗中说：“数载阴霾力扫驱，中兴气象日昭苏”、“刍荛献句原堪笑，不作神州袖手人”等，抒发了作者献身四化建设高潮的豪情。作于2000年《全球》四首之三又写：“华夏几千载，邦基自纬经。鹰扬科技弱，狮奋梦魂醒。”先生是位清醒的爱国者，以他科学、冷静的思维，客观的观察，也感到社会历史的复杂和国家建设前进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失误，予以讽喻和批判。作于1957年的《梅花绝句》、《反思》、《两家》，作于1968年至1978年的《偶成》、《文革》、《清队》、《世事》、《莫嗤》，都可见一斑。对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他以旷达抒发感慨：“敢说学农是左迁，山中棲息自翛然。危楼拔海三千尺，贱子忧天四九年。何必知非兼识命，只求袪病共安眠。畏途老马疲筋力，愁顾后生策向前。”对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他作出很高的评价和期待，在《悼邓公》诗中写道：“艰难历尽志犹伸，改革雄才迈等伦。一国筹谋存两制，群经墨守挽千钧。便人《周易》参时义，长记《汤盤》说日新。悲痛凝心成伟力，乐观接武有来人。”在改革开放开始，他也心存忧患意识：“攻守互分因异势，是非兼听有成功。”“还应左右排干扰，莫信征途是坦途。”（《高擎赤帜起雄风》）对于全球性的无序过度的竞争开发，他的忧患更具前瞻性和普遍性：“然而有负面，时久患滋萌。”“山林恣损伐，生态失均衡。矿藏开穴地，油气采深层。地球表与里，耗亏难再盈。积之亿万年，不敢问前程。”“人之祸天地，虫果莫相形。利害知忧患，节制盍先行。地球同寄籍，保此大家庭。”（《杞忧》）《新世纪寄言》和《病榻哀望》则写他的家国情怀，见其生平的愿望和理想。这里特别想提出的是收入《福建当代十一家诗词选》中的《参加武夷山辛弃疾研讨会赋绝句二十七首以代论文》，是学者的祥耀先生和诗人的祥耀先生的完美结合，可视为其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品，所咏的辛弃疾正是一位爱国诗人。文学界广泛流传歌德（歌颂）派、但丁（暴露）派之说，说是只有揭露社会黑暗才能写出不朽的作品，这话很是片面，试看中国文学史，屈原属但丁派吗？杜甫、李白属但丁派吗？苏轼、陆游属但丁派吗？关汉卿、王实甫属但丁派吗？汤显祖、曹雪芹属但丁派吗？都不是，他们之所以创作出第一流作品，在于他们爱国爱民。陈先生的诗歌创作之所以受广泛欢迎就在于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作家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天心人命两安宁”表现了他阔大的爱国情怀，也贯穿了他诗歌创作的整个历程。
祥耀先生还创作有大量的描绘祖国壮丽河山，怀念师生情谊，同行往还论学的诗篇。作于一九四六年的《初游西湖》之一曰：“破晓我来时，烟雨细欲无。空濛成一气，淡妆百难摹。亭午便放晴，晴色稍秾敷。惊对吴宫艳，虢淡兼环腴。谁言工颦蹙，天然佚态愉。入晚荡明月，置身冰玉壶。楼台兼水木，写照广寒图。”描写西湖一天内早、中、晚不同景色之美。作于一九九三年的《游黄山》描摹黄山的壮阔景观，先写“黄山之奇奇在峰，黄山之富富在松”，再写：“若论峰势围成阵，松乃千军与万骢。有时云来如潮海，驱使万象入鸿濛。兜罗棉中莫久伏，破之而出森崿锋。萦青绕白隐复现，峰姿松态真难穷。峰松得云恣幻化，云亦飘忽如仙踪。峰松与云为离合，惊人魂魄荡人胸。”先对黄山之峰与松具体描绘，然后峰松合写。诗人的生花妙笔在于，在静物的峰、松之间又加入飘忽幻化的云，化静为动，这样，整座黄山飞动起来，惊心动魄，激荡心胸了。如果说西湖一诗细致、妩媚，具阴柔之美的话，那么黄山一诗气势恢宏，取景阔大，富阳刚之美。关于师生情谊，以诗论学诗篇如《次韵答梦惺丈兼寄伯芾师六庵丈》、《次六庵丈寄怀原韵》、《福州西湖喜晤从周教授》、《霍松林教授八秩徵诗》等。《次六庵丈寄怀原韵》云：“新词十首写民风，适野何须叹道穷。别绪远连芳草绿，归期近盼荔支红。凌寒观稼心常暖，历险翻山径曲通。我亦客窗邻美竹，雨中共听玉玲珑。”《次韵答梦惺丈兼寄伯芾师六庵丈》共四首，其四云：“新知涵养愧心期，旧学商量只费时。我已山居抛笔砚，攒眉莫笑不题诗。”都表现了真挚、深厚的友情。
陈祥耀先生的学生游友基教授将先生诗歌创作以一九五○年为界分作早、后两期。早期咏史诗视野开阔、视角独特，目光犀利、见解深刻。后期创作步入深沉与成熟，尝试旧体诗的艺术突围与诗艺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先生早慧，少年试作古诗即受乡贤前辈赞誉，几十年吟咏不辍，迄今愈发老到。他的诗集一经问世，学者、诗家好评如潮。王蘧常教授评：“各体精能，可谓刚健含婀娜”。钱仲联教授评：“妙绪纷披，挹之不尽”。华钟彦教授评：“胸罗卷轴，笔落烟云。通观大体，皆缘事造端，情意随之，诗无虚作，情不空发。如《抗敌行》长篇，从历史事迹说起；游记联章，从具体事物说起。各有因缘。情出于真，耐人寻味，强胜向壁虚造者多多。诗中现实意义，我尤重之，不如此，不足谓今人诗。”陈永正教授评：“迥异时流，为数十年中所罕睹，传统诗歌，不绝如缕者，其在斯乎？起一代之衰者，其在斯乎？集中各体俱佳，且有深厚时代气息。古风感事抒怀，堪称一代诗史；律诗稍近同光，而清峭拔俗，自具面目；非别具诗才、深于诗工者不能为此。”刘逸生编审评《喆盦诗集》说：“以雄健之笔，挥写山川，记述时局，积四十年成此巨著，直为诗坛增诗史一页也。”“情深境老，有同光之健笔，参定盦之奇气”。蒋凡教授评：“纪实之作，堪称诗史”。侯孝琼教授评《合集》曰：“虽宗杜陆，心仪香山；不肯蹈其窠臼而自觅蹊径。所谓理新意别，实境真情，故光景长新。”陈贻焮教授、林东海编审和曹道衡研究员都赞其为“诗书双绝”。王运熙教授认为“诗作清雅，书法朴厚，堪称双璧”。程千帆教授称赞“功力深厚，法书精妙”。蒋希文教授称道“书法苍劲，诗骨高骞”。傅璇琮编审称赏“精严又加旷达，近年所撰，更为超远。书法又出入唐宋，弥足珍贵。”
陈先生有《苏州参加清诗研讨会》诗一首，末联云：“我是闽人非闽派，未妨冷峭味同光。”黄福强先生读了《喆盦诗合集》后说这二句可当作祥耀先生诗歌艺术风格的自我评价。所谓同光体是“继承道咸之尊宋诗派而发扬光大之”的一个诗派，其代表人物，就地域分，主要有江西派、浙江派和福建派，福建派的代表人物是陈衍、陈宝琛、郑孝胥，诗作主要特点是幽峭、清峭。祥老既为闽人，受其熏陶，具冷峭韻味，势所必然。不过先生诗作风格的形成，是博采众长形成的，在《合集》自序中他写道：“余于诗，不专取一代一家。”“自为诗，则最宗杜陵香山放翁之诗史风范。……其清而不雄处，转无意而有近乎陈简斋”，“于清人中，绝句尝喜渔洋定盦，五古稍濡染瓯北”，“早年复有兼法他家者”。又说：至于黄公度的“求以旧风格写新意境，陈石遗之论有无穷新哲理可供诗料，皆所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者也。”从其自述，可知陈祥耀教授诗风是博采众长而后自成一家的。
自具风格与见解的书法家
陈先生“自幼爱好书法”，至今已有八十余年了。他习书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自青少年起至一九五四年调入福建师大任教止；中期是在福建师大中文系任教至一九九二年退休为止，这时期很少用毛笔练字，用他自己话说，是“逮乎中岁，役于职务，兼多外扰，作字多用硬笔，以应急需”；晚期以退休后至今。这个时期先生不仅重新拿起毛笔，而且是他书法日臻完美、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出版有《喆盦书法选》共八集，内容多为我国古代诗人名篇，杜甫、李白、王维、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陆游，以及明清的王士禛、吴伟业、袁枚、王国维、陈宝琛之作等，喆盦诗集以先生亲书行世。无论是书写古代诗词名篇还是书写先生自家诗什，诗书合璧，堪称双绝。先生的老师王蘧常教授称赞其诗集“诗精笔劲，同臻妙境”，书法选第八集出版社以“胸罗卷轴，笔落烟云”（用华钟彦教授语）署名，包容诗、书，非常贴切。
祥老书法有行书、楷书、隶书、魏碑诸体，而以行楷为主。他习字从欧颜入手，而又博采众收，形成雄健、浑厚、苍劲的风格，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教授评其字“老成苍劲”，复旦大学蒋凡教授说“劲健遒逸而又稳如泰山。厚重肃穆却不乏生气流转”。福建省文史馆副馆长余险峰说“每每力运千钧，厚重、沉稳，超迈、雄健是他的突出风格”。原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欧孟秋说先生书法“显现大家风度，劲健浑厚，骨气峻整”。我们认为祥耀先生书法有丰富内涵，并非雄健、厚重、刚强所能完全概括，其书法在雄健之中流荡着一股秀逸、清奇之气，先生书写的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苏台访古》、《秋下荆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诸诗的行书条幅，运笔婉丽，风流潇洒，就是端正谨严的《泉州赋》和刚劲厚重的对联如“清风明月本无价，红树青山合有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流水行云酣笔墨，光风霁月足襟怀”、“斜日竹梧新雨后，明灯池馆夜凉初”等楷行作品中，也隐隐透着清秀气息。先生书法既有雄的一面，也有秀的一面，就整体而言，以雄健为主，但隐含着秀逸之气，形成雄秀兼具书风。雄秀兼具书风是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也与先生读书多、传统文化根基深厚有关。他习字从唐楷入门，临习欧颜，之后觉得欧颜书刚强雄壮，急欲在气势中添以秀逸，故学赵孟頫、董其昌，予以调节，润其华彩，然后又吸取翁同龢的神韵。先生是文人，文人书法家都能立本于高雄、秀洁的境界，做到雅而不粗，秀而不纤。刚柔之间、雄秀之间的调节，本是古代文人读书习艺的用心所在。先生读书既多，发之于书法，自然会凝化为其中的清秀之气。有些书评家将先生的书法厚重刚正、开阔肃穆的特点，和他的人格、胸襟联系起来，如余险峰说，读祥耀先生书法“如悟坦荡之君子，大气磅礴，正气凛然，庙堂气象充溢于字里行间”。上面说过，先生作《病榻哀望》表达自己一生的社会愿望，“天心人命两安宁”的家国情怀、阔大胸襟同样表现于诗词书法中。他读道家、读佛家，怀念陶渊明、弘一法师，归根结底他是儒家中人。儒家的价值观铸就了先生刚正、中和、开阔的书风，这书风正是儒家论修养的共同特点。陈祥耀先生的书法成就是巨大的，已自成一家，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给予很高评价：“先生之书，植根于颜体。颜书雄浑沉厚，骨力洞达，历代仿效者多而成功者少。先生学颜，不专注一家。先以欧体立其骨干，再以赵孟頫、董其昌润其华彩，然后吸取翁同龢的神韵，博采众收，才自成一体。”又说：“（书法）作品能否传世，也许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作者个人的道德品质，二是知识修养，三是审美认知，四是艺术技巧，五是社会成就。陈先生可以说是五者兼备。”
先生有丰富的书法实践，在创作之外，对书法理论也有独到见解，著作有《书法庸言》、《继承汉字书法传统的历史使命》、《略谈翁松禅的书法》和《当代论书绝句》等。前两篇疏理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和学书纲要，纲举目张，辨识精微。《当代论书绝句》对当前书法界的一些乱象和错误认识，抒发了他的忧虑并进行批评。如说：“草弱行孱事抹涂，变成‘画字’入歧途。儿童体与颠狂体，崛起居然领步趋。”“五百年中奉觉斯，将无体势爱倾欹？青蘋末鼓飚风起，散发披头亦大师。”
对祥耀先生的书法思想和理论，我们这里试就三个方面予以评介。
第一，书法功能的二重性。先生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技术阶段，就是学好写字，要求字能写得整齐、端正、明晰、流畅。这是最初的阶段，也是最基本的阶段。第二个是艺术阶段，把技术性提高为艺术性，要求在技能成熟的基础上，提高书写的审美能力，能分别优劣雅俗，写出有较高的艺术美感的字。第三个是形成风格阶段，博观约取，拣择前人优点，结合自己的兴趣、优势和特点，融会贯通，尝试建立自己的风格，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陈先生反复说明学习书法须按部就班，不能随意跨越。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书法从记事、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发展到富有美感的审美功能。习字第一阶段即将字书写整齐、规范，是为了让人看懂，看得不反感，共功能在于实用，而第二、三阶段，其功能在于审美、创造。这就是说书法艺术具有二重性，既有审美功能，也有实用功能。这个思想对当前书法创作很有针对性。当代书法界之所以乱象丛生，只强调审美功能，便肆意龙飞凤舞、张牙舞爪、披头散发了，至于看懂没有看懂，看得反感、有疑惑，或有好感，是你的事。因为我搞的是艺术。你不能拿世俗的实用标准来要求我。他们是真正从“世俗”中升华起来的超脱吗？其实，他们中有的人的文化程度、书法功能，连一张世俗的普通书信、普通文件，都写不好，还谈什么艺术，还称得上什么书法家？这就是《当代论书绝句》所说的：“随时顺手副求需，造字功能探本初。艺术高张抛应用，不当片纸写踌躇。”
第二，在继承中创新。在《当代论书绝句》中作者又狠批了另一种不正之风：“新起书风占主流，边缘奚取老成俦？继承若使成颠覆，北辙南辕大可忧。”诗后的说明说：“苛全国‘主流书风’有偏废之弊，只追求不成熟之‘创新’，不能深入继承、发扬传统，则其所发展者愈久愈盛，对传统之颠覆亦将愈深愈巨。继承转趋颠覆，可忧之事，莫大于此。”在它首说明中又说：“（古代）多数名家或大家广泛学古，融会中能显现几分自家新美风度，已费毕生之力。”这是说书法从技术阶段，到艺术阶段，到风格阶段，已经是很难的事，不是对一般人都要求做到的事，而是对少数有功力、有较高修养的专家要求的事。现在许多学书的人，连技术阶段都没有练扎实，丧失对于基本“笔画”的掌握能力，便高谈创新，是极为错误的。先生对当代不正书风的批评，似乎给人以只谈继承、忽视创新的印象。这自然是误解，先生是懂得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的，他反对颠覆传统的创新，而主张继承传统基础之上的创新，在继承中创新。他认为至于所谓“原创”问题，更是难以做到，以近代论，只有晚清的赵之谦和民国后的李叔同，在碑帖的变化融合方面，才可以说能进到这种境地。他们“学古深广”、“变化显著”，所写的字，是对古代大家、名家的学习和继承。祥耀先生是主张创新的，不创新何能自成一家？但他也认识书法的学习途径不同于中国绘画。人们共知，初学绘画的途径有两条，模仿前贤与对物写生，而书法无“生”可写，只有模仿前贤一途。所以他说学书必先临帖，这一方面是学习前人写字规矩，一方面是对自身脱胎换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在初学阶段、技术阶段，已同时得到培养。实践证明，学书的每一阶段，都不能离开继承，也没有抛弃创新因素。问题是真正能做好继承，才有能力走向创新，才不致违反继承与创新本来统一的规律。不知继承，盲目创新，横冲直撞，随意涂抹，这必然会两无所成。陈先生强调从继承中求创新，意义就在于此。这是他数十年广泛学习、长期实践的经验体会，并非泛泛之谈。
第三，“读书万卷始通神”。《当代论书绝句》最后一首云：“标榜功成便足珍，何曾读写艺通神。纷纷夸诩常人眼，欠得遗山一字真。”他在诗后的“说明”中说：“苏轼诗：‘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元好向诗：‘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惜今人少能深会其言也。”这里提出了读书与书法创作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读书对书法创作的意义极大，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在上面引录过的习字三步骤中，他认为每一阶段的提高与完成，都要依靠“审美认识”的提高。而审美认识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读书。他说过：“我们是读书人，是注重审美的。因此在练习书法时，对字的美感层次比较能掌握辨别，在一定程度上把审美理念与书写结合起来，有利于表现书法的美感境界和作者的性格，取得从容自在的气韵。我们的国学研究能提高审美境界，并能在书法中体现性格和修养。”书法成就，一面靠运笔的锻炼功力，一面靠审美境界的提高，他常说，“写好字要靠自己对提高审美理想的不断反思、不断追求；读书与写字的直接联系，在于审美理想的不断的优化选择，这是关键。”文人书法家与缺少文化修养书法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立本于高雅、秀洁的境界，做到雄而不粗，秀而不纤，后者则不能。当代一些书法家不知读书的重要性，所以先生在引用苏轼和元好问的诗后，对天感叹“惜今人少能深会其言也”。那么“读书万卷始通神”的神是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道”，书法是通乎“道”的，而只有读书才能通乎书法之道，奢谈创新的书法家不知“术”后还有个“道”，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意义，就只能胡乱涂抹、自欺欺人了。读书不多，眼界不广，也不肯在书写上扎实用功，无论怎样变戏法，怎样设计装饰，都不能写出真正具有脱俗创新之美的字。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涂元济教授的鼎力支持与帮助，谨致谢忱）
2017年3月完稿
（徐金凤，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