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忠
近日，孙绍振教授向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捐赠书刊787册。这是新世纪以来孙绍振第18次向学校图书馆捐书，累计册数约5000册。
孙绍振老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半个多世纪，桃李满园，著作等身。他是福建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和敬仰的教授之一，也是助力阅读的铁杆“孙行者”。每次，我到孙老师书斋接收他捐书时，他总感叹：“独读读，不如众读读。这些书不是没有价值，可惜岁月不饶人，我实在没空再读，还是让图书馆的读者共享吧。”
检索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孙绍振独著、编著或主编的图书条目共有63条147册。孙老师成名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理论著作有《文学创作论》《演说经典之美》《文学解读基础》等十余部。20世纪80年代，基于审美价值观的视域，孙老师率先提出真善美三维“错位”的理论。他认为，事物与思想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是交叉的，用之于文艺美学，不是真善美的统一，而是三者的“错位”。具体到形象，则不是主客观的二元对立统一，而是主观情感特征、客观对象特征和文学规范形式特征的三维结构。他的审美“错位”论成了他日后学术研究的支点和核心，在他中后期幽默学、文本解读学的研究中，得到反复的应用和验证，引起学界强烈关注。与孙老师长期共事的汪文顶教授在《孙绍振诗学思想研究文集·代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中如此评价孙老师的学术贡献：“如果说，当代中国文艺学界有个‘闽派’，那么在福建本土掌旗的无疑是我们的孙老师。他的学术影响早已超越区域，跨越两岸，位居前沿，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炯先生在《评孙绍振及其文艺观》一文中指出：“孙绍振是不断沿着与实践相结合的反思道路而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文艺理论家。”文中张炯对孙老师的三点治学思想给予充分肯定：“一是他认为中西学术对话，对西学也不盲目崇拜，取其有益于我者而用之；二是主张古今对话，对古人也不盲目崇拜，而要批判地继承；三是提倡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文艺理论必须以不断发展的文艺实践来检验。”
20世纪末，一个偶然的原因，孙老师介入中学语文教学论争，从此开始在文本解读领域开疆扩土，纵横驰骋。他兼任《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建设》等多家期刊的特约编委或顾问。他的头衔并非挂名，而是亲自操刀开设专栏，撰写了四百多篇经典作品解读。结集出版的专著有《名作细读》《月迷津渡》《经典小说解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他还不满足于微观的个案分析，在昭示西方文论对文本解读无能的同时，从理论与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撰写了《文学文本解读学》，以期实现文本解读的可操作性、有效性。文本解读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读过孙老师文章的语文老师恐怕都不好意思“混”下去。
在行色匆匆的浮躁年代，想静下心阅读厚厚的理论专著或许是个“痛苦”的选择，那么读读孙老师的幽默散文则可享受开心一刻的阅读快感。相较于学术专著，孙老师的散文则是另一番大家风格，展示的是他率真、浪漫、幽默和可爱的一面。孙老师已推出的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愧对书斋》《满脸苍蝇》《孙绍振演讲体散文》6部。
此外，孙老师还主编教育部审定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初中语文》《初中语文·教学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各一套，还编选了《中国散文60年选》《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等多套丛书。
每当他的新专著出版后，他都不嫌弃我这位笨拙的晚辈读者，送我他亲笔签名的专著达31本。他的著作成了我重要的精神食粮。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在孙老师全部著作中，如果让我推荐一本的话，我想把票投给我特别喜欢的《演说经典之美》。
《演说经典之美》顾名思义不是在书斋里完成的，它是根据孙老师在东南大学的讲座录音记录稿整理、修订而成。孙老师对自己的内功和记性素来自信，加上他执教数十年练就的一张“铁嘴”，无论上课还是演讲，他几乎不用稿子，至多也就是准备一份简朴的提纲。他喜欢挑剔的听众和高素质的听众，这反而能激发他的斗志和灵感。一次偶然机缘，他路过南京，应邀为东南大学师生作了一场即兴报告。没想到，效果非常好，演讲现场笑声、掌声不断，互动频频，主讲嘉宾和听众几乎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从此，连续六年他都受邀讲学，且无论刮风下雨，听众场场爆满，有的还是来自校外的爱好者，他收获了作为老师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幸福。孙老师说，这是他讲学生涯中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他坦言，他所讲的一切，事过境迁，大都忘记了，若非东南大学的收录整理之功，根本不可能还原初始的状态。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因为如此，该书最大特点是现场感特别强烈，读之如好酒入口，醇厚过瘾。
著名作家、藏书家，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郑振铎把他毕生节衣缩食，苦心收集的10万多册珍贵图书无偿奉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郑振铎以藏书为“天下之公器”的奉献精神一直被传为佳话。同为福建长乐人，或许是受了前辈郑振铎的影响，不知不觉中，孙老师也开始了推动全民阅读的捐书公益长跑。他捐赠的书不乏版本稀少的珍贵图书。如1948年，家宝（曹禺）亲笔签名的电影剧本《艳阳天》、1941年艾青著的《火把》。孙老师说，这些书是他在北京读书时在旧书店淘到的，可惜几经搬家折腾，书的封面已损，但仍不失其价值。除了福建师大图书馆外，他还曾向西部希望学校捐赠部分书刊。
书籍是孙老师一生的至爱。他经常受邀到各地讲学，每次外出归来，他总会带一大包书回家。他的藏书除了自购外，还有文友、笔友、门生、粉丝、出版社、报刊杂志社等赠送的。来自各个系统的书如涓涓溪流，源源不绝，一年之内，他家100多平方米的“豪宅”就难以安纳，这或许也是他捐书的原因之一。
孙老师的丰厚学养根植于他的勤勉阅读。他视读书为人生之至乐，他曾自撰格言自嘲：读书之乐乐于当大官。谈起阅读往事，他的话就收不住。他在《愧对书斋》一书中自述：“如果没有两倍的生命，那就要牺牲除阅读以外的一切爱好。每逢下象棋、打扑克，我就有浪费生命的感觉，不久就通通戒掉了。”孙老师惜时如金，他不抽烟、不喝酒，厌恶一切繁文缛节，对于没什么实际意义的社交活动，他也尽可能谢绝。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他是在疯狂的阅读中度过。从屈原的《离骚》到司马迁的《史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他都一遍遍重读，有读不太懂的书籍他甚至会读十几遍，直到豁然开窍。他是活到老，学到老，读到老的典范。他说：“读书就是生命，阅读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读书就觉得难受；不读书，则三餐无味，面目可憎。”年少时，他最理想的愿望是：当一名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他回忆说，在没多少书可读的年代，他也要想方设法弄到书来满足自己的“书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曾因口无遮拦被隔离审查，陪伴他的除了必读的一些书外，就只有从资料室“窃取”的50年代出版的一本《西厢记》。他舍不得一口气看完，就用写交代的纸张，逐字抄写。唯恐抄写太快，遂用仿宋体，一笔一笔描出印刷的效果。长期“贪婪”的阅读、积累和思考，不知不觉提高了他的理论素养。从量变到质变，改革开放时代，孙老师的成果便层出不穷，令人刮目相看。
我与孙老师相识之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走进他的书屋，当时是多次听了他的轰动讲座之后，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去拜见的。走进孙老师在花圃新村（现已拆迁改建为体育馆）的书屋，出乎意外，与想象中的整齐划一也完全不同，甚而还觉得相当“凌乱”。他的书屋每一个角落都堆放着书刊，看上去像是书店要搬家的样子，但他却心明如镜，什么书放在何处，需要阅读或参考的时候，他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零部件”一样，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孙老师事业有成得益于他的善解人意的贤内助。早期未用电脑写作，他的几百万字天马行空的稿子便是他太太一笔一划抄写出来的。她知道，“凌乱”的书屋正是夫君构思、灵感的最好空间。据他太太介绍，吃饭的时候，他就在乱纸堆中，刨一个坑；写作的时候，就再刨一次坑。联想到孙老师在讲台上气势磅礴、纵论古今，激扬文字，何其潇洒的样子，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毕业后我幸运地被分配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承蒙孙老师的信任和错爱，每当他需要资料或捐书时，他即电话联系我，这使我有机会时不时走进他的书斋，感受他的博学和智慧，也感受他的书生情怀。
读书、著述、讲学是孙老师人生的三大快事，现在还应该加上捐书一事，凑成四大乐章。孙老师说，得上天之爱，他的健康状况没什么问题。他和助手正在对他的文集后3卷作最后的校对、审核，争取在年内推出。待文集出版后，他愿意送两套给图书馆。这就是不老的孙老师！大家风范，赤子情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