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情谊

情系档案,缘定半生——访社会历史学院杨立人副教授

发布时间:2019-05-10浏览次数:569

校报记者 叶伊贤 李淼 刘晓静 郭妙欣

他是发表过近30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大佬”,他是在福建师大工作了三十余年的“老师大”,他是学生心中“最喜爱的好老师”。他是杨立人,社会历史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档案学专业硕士生导师,1985年至今一直在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学专业从事档案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学术研究要“占山为王

杨立人从事档案学的教育工作已经33年,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对于和档案的不解之缘,杨立人说道:“其实我原本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因为学院的需要转行到了档案专业。”1985年,社会历史学院刚要创办档案学专业,但是苦于缺乏对口专业的老师,便派遣4位老师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档案专业,刚刚毕业的杨立人便是其中的一员。“进修完课程,我就回到福建师范大学开始担任档案学专业的老师。”杨立人坦言,一开始这样的转变使自己感到不适应。“我学历史的时候,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些大的理论;而档案学就得研究一些具体的实践的东西,比如怎样收集、怎样整理资料等等。”用他的话来说,从理论型学科“跳槽”到应用型学科,自己一开始有点儿不适应。但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杨立人慢慢摸索出了学习档案学的方法,研究也由此渐入佳境。

说起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杨立人缓缓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早在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就已设立档案学专业,这一时期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学者也比较多。直到1985年杨立人才接触到档案学专业,这时候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如果杨立人依然在那些主要领域进行研究,则很难不落窠臼。“所以,要想有所突破,就得跳出那些主要领域。”一开始,杨立人认为突破必须和现代化相结合,而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我本是个文科生,在理科类的领域并没有优势,这是我一开始的担心所在。”后来他偶然想到,现代化还包括法制化。在过去法制不太健全的年代,档案工作主要靠职业道德的约束,档案工作者全靠自律,但是这种约束远远不够,所以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顺着这样思路,杨立人的研究方向愈发清晰起来,他觉得,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法制化也将会是现代档案工作的一个内容,并且关注这一方面的人占少数。所以,杨立人的研究领域也就由此确定。

刚留校任教时,曾听到当时的系主任唐文基教授的教导,“学术研究要‘占山为王’”,多年来杨立人一直将它记在心里。他认为,很多研究档案的老师对档案的知识了解很多,但对法学的知识却不够了解;同理,研究法学的老师对档案学也未必知晓。因此,倘若将档案和法学结合起来,对学术界应该能够产生不小的影响。杨立人说:“恰巧我也对法律知识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便决定将档案和法学相结合。”在“突破”与“兴趣”的双重驱动下,杨立人花了大量时间系统学习多领域的法学知识。各个方面的知识逐渐积累,最后再将法学与档案学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事实证明,正确的研究方向让杨立人在科研领域广受认可。2016年,中国法学会邀请杨立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订,同时参考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说明自己长期的研究得到社会的认可。”

在科研方面,杨立人一直本着“专”“精”“深”的原则踏实前行。他特别强调,一门深入很重要,科研不能面面俱到,如果每个方面都研究得不深不透,便没有自己明显的优势,科研成果也很一般。杨立人说道:“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心很明确,从不同角度围绕着档案法学进行探讨。”


立人三十载,不争日月辉

趴在办公桌上写东西,累了便端起一杯清茶,短暂放松后又继续自己的工作。可以说,这是杨立人工作的常态。作为一名有着三十年教书经验的教师,他的笔耕不辍、耐心负责都深受着学生们的喜爱。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之中,杨立人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教学方式。学生的类型是不一样的,有积极主动的学生,但也有对档案学提不起兴趣的学生。对于积极的学生,从基础知识抓起把他们往更深层次上引导,带领这些学生更多地了解课本外的世界。“档案专业学习积极性高的学生,一定是热爱档案学的,这样我会鼓励学生将专业和职业融合在一起。”杨立人说到,“我们师大现在的档案馆馆长,就是师大档案学的第一批学生。因为热爱档案学,便留在了学校的档案馆从一名小小的员工成为了现在的馆长。”语气中充满了骄傲与自豪。可是也有对档案学学习积极性较低的学生,“有些学生虽然对档案兴趣稍弱,可是在学习了《档案法规学》后,对法律产生了兴趣。于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了司法考试,从事了其他行业。”杨立人欣慰地讲道。 

杨立人认为,要扎扎实实讲授知识,让学生们把基础知识掌握好。在他看来,任何想要做精做深的事定要先从基础做起。耐心,是杨立人认为学习档案学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对此,杨立人温和地解释:“学习档案专业需要有耐心,档案的分类整理需要有耐心,以后学生们从事档案工作也需要有耐心,而我教书这么多年也是需要耐心的。”但是,最初的杨立人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也是与“耐心”这个词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杨立人逐渐意识到这是自己要付出一生为之努力的事业,于是静下心来研究课程,最终获得了现在的成就。浮华世界,静守初心。在学生们学习遇到困难时,杨立人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为学生们解释档案学的知识;在学生们没有学习兴趣时,杨立人不厌其烦地将一位又一位对前路迷茫的学子拉回到学习的正道上。

风风雨雨三十年,杨立人见证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给档案学带来的影响。互联网给档案学带来方便整理等诸多便利,但同时档案学学子也面临前人不曾有过的困扰,那便是信息保管时出现档案泄露的问题。作为师者,杨立人不仅看到了这些问题,也在思考如何引领学生从自身规避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他明白信息泄露并非小事,可就当下情况而言,这个问题并非一时之计可以解决。只有通过个人经年累月的自我修养,才能做到在外界干扰面前依旧坚持职业操守。因此,杨立人在对自己提出高要求的同时,也注重教导学生要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职业素质,以应对未来层出不穷的职操挑战。

杨立人在三十年前挑起师大教授档案学的重担,在这三十多年中他不忘初心教导出了一代又一代师大的档案学子,将师大档案学科的地基筑牢。杨立人引导着一届又一届学子们在档案学的海洋里遨游。为本科生垒筑夯实的知识地基,领硕士生攀登学术的高楼,他不争日月之辉,却用着自己的光芒为一代又一代师大档案学子照亮前行的方向。


春风化雨,心房花匠

初见杨老师,一件整洁的衬衫,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温和的神态儒雅的气质,这样一个亲切的档案学老师的形象,让同学们开启了对档案学这门课程的期待。

档案学课安排在小教室进行,前排总是早早地就被抢着坐满,每次稍微来晚一些的同学就只能坐后排的位子。虽然有时会可惜没有抢到前排座位,但是即使是坐在后排,大家也同样在认真安静地听讲。

杨老师拥有春风化雨的神奇力量,旁征博引、循循善诱,用浅显通俗的话语带领同学们在刻板的学习系统与生涩的专业概念之中穿行。某次,讲到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所有者在处分权上的区别,同学们有些摸不着头脑,杨老师解释道:“比如你买了一台新电脑,学校要求你提供给全校师生使用,这个是不允许的,你个人的电脑没有义务给大家利用,但你有权决定给不给大家用。”醍醐灌顶的美妙感觉,正是杨老师的档案学课最大乐趣之一。除此之外,老师总能将细节化的小知识点顺畅又准确地讲出来,同学们也在一节又一节的档案课中渐渐为老师的博学与耐心倾倒,听杨老师用缓慢的语调将档案的故事娓娓道来,在温声细语中沉醉在档案学的魅力之中。

“如果有机会,我们想跟杨老师一起去皇史宬,听他讲讲那些皇家档案的故事;我们想跟他一起去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各种博物馆和政务档案法制展览馆,听他用渊博的学识来解说档案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带我们了解藏在历史光辉阴影里的故事。”采访中,杨立人的学生们满含期待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杨立人让学生们得以窥见一位档案工作者,一个历史与人类记忆的守护者应有的风度与见识。他就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立德树人,默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传播了几十年的档案知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档案学子。



(校报 第6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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