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晚报社 蔡芳本
大学时，崇拜过不少老师：教外国文学的李万钧，大胆泼辣；教文艺理论的李联明，字斟句琢，但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孙绍振老师。大家都叫他孙老头或老孙头，尽管当时他年纪并不大，相貌也不显老。
他的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烁的是狡黠和智慧的目光，两片薄薄的嘴唇像一个收割机，不断地吐出一串串连贯的妙语。他的嘴巴一张开，你就别想叫他合上，侃上几个小时也用不着喝一口水。
孙老师的课一泻千里，幽默而又生动，让你觉得气象万千。而他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思想的敏锐性和先锋性。当朦胧诗出现时，中国诗坛一片惶乱，有人反对，有人赞扬，有人不知所措，《诗刊》由此展开一场争论。孙老师的一篇《“朦胧涛”的崛起》给予朦胧诗相当的肯定，他和他的“崛起论”为舒婷们摇旗呐喊，谁也没想到，朦胧诗一下风靡全国。中国诗歌这个苦命的孩子，一下子激活了，新生了。
孙老师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诗歌之中，他关心着诗歌以外的世界。他以一颗诗人学者的良心关注着中国的命运。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上台就实行分田到户，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有一次我到福州，找到孙老师，闲聊时，我表示对邓小平改革政策的不理解。我当时“左”得很。我以为中国好不容易建立社会主义，田地连成一片，现在分田到户，每家每户一小块田，以后拖拉机、收割机怎能用得上?我脸红脖子粗地大发牢骚。孙老师狠狠地教训我，他的意思是，中国不走改革道路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是要救活中国。我带着满腹狐疑回了家，稀里糊涂地教着书，中国的事咱管不了。
后来事实当然说明了我很傻。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出了这样那样的毛病，总算有不小的成绩。孙老师的目光是锐利的，他早就预测到中国的前途。以前，听说他读马列读得很用功，许多段落他会背，没想到他与一般所谓的“马列主义者”绝对不同。他不把马列当幌子欺骗人，他不把马列教条化。他真正将马列当成一种学说，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我不能不服了他。
现在，有机会大家一起聊天，他还会取笑我：“蔡芳本反对改革开放，被我狠狠批了一顿!”
我笑了笑。要不是老孙头这样一批，我可能还不觉悟，还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
孙老师的中国的命运似乎还包括对中国教育出路的关注。一个阶段，他连续写了几篇长文章，对中国教育的弊端发出炮轰。其中炮轰中国高考体制一文，我拿来我办的杂志发了，让一些人害怕担心了一阵子，因为观点太激烈了，真正触及到体制问题。现在读起来，才明白，孙老师他不是不要高考，而是要改革高考。因为全国统一高考，学生的个性被压制，孩子们正常成长被牺牲。整整几代人，没有童年和少年，青春的欢乐被考试和痛苦、打击、恐惧、焦虑所淹没。父母打爱心变成残忍，温情脉脉的关注变成猫对老鼠的监督。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人类的精神文明承传化作了疯狂，趋势很是可怕，确实很是可怕。孙老师重重地对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敲响了一记警钟，对中国的高考制度的改进，不能不说有了一定的推动。发人之不敢言，说人之不会说，孙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责任感太强烈了。
老孙头对泉州的感情很深。因为各种变故，他曾在华侨大学和德化的一所中学任过教。所以他很留意写泉州的文章，不沦我编什么样的报刊杂志，他都乐意为我写稿。一个电话过去，他稿就来了。不过近来有点糊涂，常常将投给别人的稿再拿给找。他说约稿很多，忘了给过谁了。
忘得好，生活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记忆。
但是孙老师的人品、精神、思想却一直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而且受益，一辈子不用换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