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鸣（教育学院）
第一次见到福建师范大学校徽还是在我中学即将毕业之时。那是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交，我们这些只学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口号的英语，“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课程就要高中毕业奔赴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天在街上不经意间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胸前有一块红色的小东西，注意一看，红底白字写的是“福建师大”四个行书字，这个字体似曾相识，后来在看报纸时，看到福建日报的报头上的“福建”二字与福建师大校徽上一模一样，哦！这是毛泽东的字体。再后来我听说，“福建师大”是从毛泽东不同的墨宝中找到这四个字组合而成，并非毛主席亲笔题写校名的，比如毛主席诗词“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是有“师”、“大”二字吗，也因此没有用“福建师范大学”全称做成校徽。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大学老师，当然是通过校徽判断的，从此对大学有一种可望的冲动，为后来执意要放弃工作上大学埋下一个伏笔。
上山下乡两年半我被招工进了国营工厂当了工人，当时应该是很不错的了。就在那时我们国家也开始恢复高考，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愿望，就要与实力雄厚的“老三届”比拼，还要与生龙活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同台竞争，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隔周上夜班，就白天苦读。高考成绩出来，我终于有了上大学的希望，但对于我家三代没有超过高中文化，并已离开中学几年，报什么学校根本没底。又是一个偶然场合，我第二次见到福建师范大学的校徽，燃起我上师大的强烈愿望。一次在市区骑自行车经过台江广场公交车站时，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男青年佩戴着白底红字的“福建师大”校徽在站台等候，他高挑的个头、文雅的气质，在一群候车人队伍里犹如鹤立鸡群十分抢眼，这一幕让我刻骨铭心，也使我的今生的三十多年能够与福建师大同发展共进步。
在志愿表上我把能报的师大理科专业都填满了，然后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与幻想交织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师大信封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心中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此时又面临现在来说是不存在的两难选择，是放弃十分难得得到的工作和工资去读书，还是留在工厂发展，因为此时我已调离生产车间到厂部科室工作，厂领导知道我被录取后，也一再说服我留下并描绘了我个人发展的光明前景。没有参谋、无处咨询，只能在心里权衡。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之前戴校徽的男学生形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坚定了我放弃工作上大学的信念。后来几年我在寒暑假都到厂里看望师傅和领导。再后来，这个曾经辉煌的工厂也倒闭了。现在回想起来，是福建师大校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入学后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校徽，我对着镜子把它别在胸前，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走到那里都会见到过去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羡慕目光的投来。由于是市区学生，我必须走读，每天需要经过福州解放大桥到师大，当时福州市区闽江上仅有两座桥，时常会被堵得满桥都是自行车与行人，为了上课不迟到，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我只好使劲按着车铃，引起前方人们回头，他们看到我胸前校徽，只要有一点腾挪的空间，都会礼让我先过。这是我有了校徽后的第一个功用——人们为你让路，这是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体现。
毕业后我留在师大校部从事行政工作，我的校徽从白底红字换成了红底白字，同时我从以前的“走读”变成了“走班”，从骑车改为乘20路公交车。每天坐车我戴着校徽，很注意自己作为大学老师的形象，有座位就坐，见到老人、妇孺马上起身让座，当然也有师大学生给我让座。后来社会流传说扒手不偷老师钱财，是因为尊重老师，还是在那些人身上弄不到几个钱就不知道了。但我切身体会是，几年下来我在历来拥挤的公交车上确实没有被扒窃过。我想这应该是校徽的另一个功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搬进师大教工宿舍，师大校徽也改了，据说是恢复高考后首任校长、时任校党委书记范公荣题写的“福建师范大学”字体，内容由四个字变为六个字，外观也从宽短变得扁长些。由于我在学校办公室工作，记得当时换领校徽时我领到的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校辗转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佛教学家、著名书法家赵仆初先生为师大题写校名，随之校徽也改用赵先生的字体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我还在学校行政办公室工作，这次换领到的是“
每当看到福建师大校徽，就会引发我许多的感慨与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