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颐 （我校校友，中共宁德市委副巡视员，散文家）
1978年的福建师大,读书风气好得一塌糊涂，同学大都是辍学12年的“老三届”。感谢邓公,又让我们走进久违的课堂,新鲜之后唯有努力读书,况且当年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于是每天吃完晚饭,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室或者图书馆占位置,把书包放在桌面即可。因为上课时规定两个人坐一张桌子,晚自修按惯例一个人可独享整张桌子，桌少生多,所以占位置是必须的。我们宿舍住8个人,实践出真知,每天派一个人去占位置足矣。后来这任务就固定在“依弟”肩膀上了,依弟入学时16岁,那时初高中学制合计四年,所以才有这么年少的应届考入生。而我们班的老大姐入学时,她的儿子刚好也入小学一年级。大学同个班级,年龄悬殊如此之大,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奇观。依弟每天乐巅巅背着8个书包进学堂也是奇观。10年前同学聚会见到依弟,他已是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满脸络腮胡子,开口之乎者也。把书包交给依弟后,我们便去散步,经常走到校园外的田野里,走进成片成片的茉莉花丛中,摘一些带回教室,淡淡花香伴着淡淡书香,犹如美人添香夜读书,读得不亦美哉,常常熄灯了才离开位置。农民伯伯见学生摘花也不骂,反正那花多的是。许多年后重返校园,长安山已被密密匝匝的混凝土建筑围得密不透风惨不忍睹。清晨,长安山上,相思树下,随处可见早读的学生,树林下花丛中的石板凳也是需要占位置的。都说黎明时分是记忆最可靠的时辰，中文系学生大都背诵古典文学名篇和古汉语单词,当然也背诵英语单词。几十年过去了,唐诗宋词倒也经常顺手拈来,颇见功底,可英语单词却没记住几个。想来都后悔,当初干吗不把背诵英语单词的时间用来多背诵些古典名篇呢?那时,我们坐在中文系的大教室里,很有优越感。因为但凡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课,李万钧的外国文学课,李联明的文艺理论课等等,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的不少，他们自带凳子,早早挤在教室背后,我们如果来迟了,会很开心地挤过人群,矜持地坐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
后来我将当年读书风气之好告诉读大学的女儿,意欲教育开导一番如何勤奋刻苦，女儿竟说:“你们当年多幸福啊!进了大学门,就象入了保险库,捧上了铁饭碗,当然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像我们,大一就开始愁就业”，我听罢愕然，但有一点她说对了,那年头的幸福指数确实比较高。
那时从来不用交学费,当然也就没听说过哪个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学。每个月饭菜票18元也是学校发的,几位家中上有老下有少的同学还嫌太奢侈,干脆搞个煤油炉自办伙食,每月节省三、五元寄回家，上了大学还能赚点小钱,岂不乐乎!连看电影都免费,十天半个月就有海报告之,某晚某时在室外体育场上映某两部电影，一定是两部,大都是刚刚“解放”出来的老电影，看得我们或心潮澎湃或泪眼盈眶。这时候占位置更不可掉以轻心,最好下午一下课就回宿舍搬凳子,才能摆个好位置,吃完晚饭派两位壮汉去守着,可以带着书去读。此时,依弟个子太小,派不上用场了。后来,我们宿舍的周君认为只管本宿舍同学太本位,因为他是大班党支部书记,总是高瞻远瞩,他提出起码要管好我们小班4位女同学位置,我们自然一致赞成,但没过多久,周君便很本位地和其中一位美女同学卿卿我我起来了,到毕业那年自然山盟海誓蝶双飞。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文系78级女生特少,才10多名,约占十分之一,77级女生有20多名,79级就更多了。在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衡我们年段,女生们无比骄傲,男生们无比着急，像周君那么幸运的,毕竟凤毛麟角。于是一些胆大的男生就把进攻的目标锁定79级小女生,收效颇丰，戏谑抢占别人地盘。而向77级女生进攻，基本没有那种胆量，但男生们守地盘的胆量却高度一致。有一位外系的男生,对我们大班一名女生穷追不舍,经常在宿舍楼下呼喊女生姓名，一天午休时,此君不知好歹,又如法泡制。我们宿舍终于忍无可忍,一声砸字喊出口,扫帚、拖把、拖鞋、墨水瓶纷纷飞出窗口,砸的此君落荒而逃,再也不敢造次，后来每次同学聚会,总聊此番壮举,在捧腹喷饭之余,始终查不出谁是领喊者。
那时打篮球似乎是主要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每个宿舍几乎都可组成代表队。有一段时间,下午第三节课后必打一场，4个并列于教室与宿舍之间的篮球场成了稀缺地盘。有人聪明地将球带到教室,一下课本宿舍球友蜂拥而至占领地盘，后来这一招却被更笨的办法取代了,像占位置一样,先派个人没下课就带个球在篮球架下守着。虽然占地盘的聪明招笨招不少,但后来最让大家接受的规则乃淘汰赛,每场比赛10分钟,谁的队输便下场,等候的队伍接着上。有意思的是竟没有常胜将军队,因为等候的几支球队为了大局,经常打破门户之见,抽调精兵强将上场一搏，那时篮球场热闹场面使长安山多么朝气蓬勃。
最热闹的一次场面却在深夜,那是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夜晚，当时一台电视前几十上百人围着观看,看得同学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当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在国际赛场 ,《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天空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篮球场,点起篝火,把扫帚、拖把都烧了，又唱又跳又喊,喊的最多的口号是“振兴中华！”。直到深夜,仍不足以表达莘莘学子满腔爱国情怀，不知谁喊了一句“游行去!”，于是浩浩荡荡队伍走出了校园,一直走到东街口，一路上市民们投来的或是惊奇或是不解的眼神,但更多的是赞许与欣赏的笑脸……
往事如烟,一晃30多年,回味起来,“当年只道是寻常”,如今却很温馨,总难忘。应该承认,那是一个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年头。
作者：唐颐，文学院78级校友，散文家，著有《树犹如此》、《二十八个人的闽东》。现任中共宁德市委副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