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58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来到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开始了长达50多年哲学教学与科研。百年老校，百年沧桑，可以回忆、反思的事情太多了。这里，我只想说说在30多年前，我与黄寿祺老先生的一段翰墨情缘。
那是1979年春天的事情。某一天，在长安山校园走路时，刚好遇到黄先生迎面而来。黄先生是中文系的老教授，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系，但他早已是个著名学者。上年纪的教师，一般都认识他。何况那时我已经在本校工作了20多年，与他有一定的交往，还就若干问题登门拜访向他请教过。在我向他问好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喜欢书法，能够写一写给我？”这太突然了！我虽从小爱好书法，习过碑帖，但并不擅长，充其量只是个“业余水平”。偶有涂鸦之作，也难登大雅之堂。但在他面前，又不能推辞，只好先接受下来再说了。究竟写什么才好呢？踌躇再三，只好冒昧地向陈祥耀老先生请教。陈先生建议我采用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两句诗：
苍龙日暮犹行雨 老树春来更著花
用以上诗句来描绘黄老当时的境况，表达我对他再次焕发学术青春的良好祝愿，倒是非常恰当的。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不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之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亿万群众，扬眉吐气。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正是重新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好时光！当我把写好的字送到黄老手上，请他指教，他不以我字写得欠佳为忤，竟连声说好，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后来黄老在学术上，特别是易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又取得了一系列累累硕果，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这是人所共知的了。行文至此，我谨向陈祥耀老先生当年所给予我的及时指导，表示由衷的谢意。
让我料想不到的是，黄老在不久后，竟然亲自挥毫，写了一幅对联给我。他写的是黄山谷的两句诗。诗曰：
世上岂无千里马 人中难得九方皋
黄老在对联大字的两边分四行写道：“敬录黄山谷诗句书赠 可济同志并乞正腕 时同教学于南台仓前山 己未五月六翁黄寿祺”。“己未”即1979年，黄山谷即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古人说，书品即人品，字如其人。黄寿祺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儒雅长者，他的字雍容大气，法度严谨；先生又是经过岁月风雨锤炼的大学问家，笔墨的意境如同心境，光风霁月，浑厚高远。黄山谷诗中所说的“九方皋”，春秋时人，精于相马，与伯乐齐名，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黄老先生录山谷诗句是为了鼓励我，他古道热肠，奖掖后辈之情，让我感动不已。
悠悠岁月，30多年过去了！特别在黄老仙逝之后，每当看到黄老的墨宝，总会感慨万千！以黄寿祺老先生之为人、之为学，称之为“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大学，特别是像我校这样的百年老校，是多么需要足够多的像黄老这样的大师啊！
梅贻琦先生受命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的当天，在全校大会上发表的著名的“就职演说”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 1931年12月4日）8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高校在物质条件方面，早已今非昔比。如今，大楼林立，大师安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深有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代培养的大师相比！”并且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的确是一个摆在中国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面前无法回避而又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其实，杰出人才的成长自有其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有了杰出人才的成长，然后才谈得上发现与选拔。否则，即使有“伯乐”和“九方皋”，也是枉然！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许多教育家、思想家在如何培养人才方面不乏真知灼见，至今仍被人引为美谈。蔡元培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后，就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办学方针；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铭中，更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按理说，我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像我们这样拥有骄人“大楼”的百年老校，是应该培养出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名家乃至大师，使大学成为传承文化、造就人才、服务社会的科学殿堂，让学校成为万千学子寄托着诸多期望并终生怀念的精神家园。这是我在纪念黄寿祺老先生100周年诞辰、迎接我校105周年校庆时一个由衷的期盼和祝愿。
2011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