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娘家的人——老校友唐崇惕院士忆师大
生命科学学院 尤永隆
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分明是到了厦门大学这个美丽的校园，怎么眼前的一切又回到了师大的屋子里？你看，这不是生物系的家俱么？上面的白漆“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字样和编号！如此似曾相识与熟悉的地方啊，我们这是到哪了呢？
唐先生，我们的老校友——唐崇惕院士，正热情地给我们端椅子泡茶水，“呵呵，咱们娘家人来了！”这里是唐先生的实验室。“1949年我进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读书，读书期间因病休学一年。1954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57年回到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工作。1970年，福建师范学院停办，我下放到霞浦县沙江公社。1972年调到厦门大学生物系工作至今。”唐先生用廖廖数语简明地带过她的工作生涯，人淡如菊的气息在我们的内心散发开来。
茶杯里的茶叶慢慢舒展开，唐先生深情地回忆起在母校的难忘岁月。
“我虽然就读于福建师范学院（其前身即福建协和大学），但领取的毕业证书却是厦门大学的。1951年，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省研究院合并，成立原综合性文理科福州大学。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原福州大学的学生合并到厦门大学。原福州大学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当时，我已经读完大学三年级。按规定，我们要到厦门大学读四年级。全班同学都舍不得离开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老师、实验室、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熟悉。所以，我们全班继续留在生物系读完四年级。大学毕业时，发的是厦门大学的毕业证书，而我们连厦门大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教师中有许多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比如，微生物学家王岳先生、植物学家周贞英先生、动物学家丁汉波先生、我的父亲寄生动物学家唐仲璋先生。还有，林琇瑛先生、林成耀先生、陈德智先生，等等。
父亲和我在寄生虫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在母校工作期间取得的。事实上，“文革”后，父亲就因病很少从事研究工作。父亲和我当选为院士，主要也是因为在母校生物系工作期间作出的成绩。父亲撰写的许多高质量学术论文都发表在福建师范学院学报上。父亲这样做，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应该将文章投到更加有名气的杂志去发表。可是我父亲不这么认为。父亲说，我们在福建师范学院工作，就应该爱护自己学校的学报，要将好的文章投在学报发表，，让国内外同行学者知道我们工作的单位。在父亲的影响下，生物系许多教师都将自己的优秀学术论文投到学校的学报发表。所以，当时福建师范学院学报在全国都是有名的。1986年我到美国几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看到研究单位的卡片柜里，有许多记录我们系教师发表在福建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论文的卡片。我在日本大学访问期间，看到在研究室的桌面上有许多我发表在学校学报上论文的单行本。”唐先生一再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院士，主要是因为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培养了她。她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时时溢于言表。
“生物系校园的环境非常美。那里许多名贵树种都是国外引进的。生物系校园在解放前是福建省研究院。在福建省研究院之前，那里原先是德国领事馆。有一任德国领事是个植物学家。他从国外引来许多树种，包括落羽杉、南洋杉……生物系校园是非常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那里原先还有一座非常好看的铁桥通向鱼池中的小岛。可惜，1958年大炼钢的时候，那座铁桥给拆了，拿去炼钢。”
讲到生物系的标本，唐先生如数家珍。她说：“生物系保存的标本是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有的。无论动物标本，还是植物标本，数量都在国内名列前茅。其中有许多标本是非常名贵的。许多植物标本还是我父亲采集的。我父亲出身贫寒，依靠半工半读才完成大学的学业，所以在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读大学花了8年时间。在读书期间，父亲为协和大学生物系采集了大量的标本。白天采集，晚上我母亲帮助制作植物蜡叶标本。父亲在采集标本过程中还发现了新种。“唐仲璋山楂”就是植物学家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我哥哥从加拿大写信来说，哪一天要和我一起回生物系，将父亲采集的标本找出来拍照。”唐先生非常关心地询问这些动植物标本的现状。可喜的是学校正在建设动植物标本博物馆，相信这些珍贵的标本一定会得到妥善的保存。
讲到“文革”对教学科研造成的危害，唐先生非常心疼。她说：“1970年福建师范学院停办。生物系的教学科研设备、仪器、标本和家俱全都要搬出送给外单位。我父亲对于搬走标本感到非常心疼。他对当时的学校和系的“负责人”说：“这些标本不要吃饭，只要拿几间房间放置保存这些标本就可以了，不要搬走。”他总认为学校还会复办，将来这些珍贵标本还是用得着的。然而这些标本还是被运到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在当时的形势下，标本到了厦门就遭到厄运，许多名贵的动物浸渍标本被倾倒了埋入泥土中，装标本的玻璃瓶则被另作它用。1972年福建师范学院复办，再去寻找这些标本时，却再也找不回来。我父亲对于这些珍贵标本的损失，非常痛心。”
谈到这里，唐先生指着橱子中的标本盒说，“这些玻片标本，是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在标本被运到厦门大学之前，我将两万多份寄生虫的玻片标本装在2只大木箱里保存起来不受破坏。父亲调到厦门大学时，才运到厦门，存在集美水产学院地下室，两年之后，才运到厦大。这些标本，现在主要保存在我的家中。”
唐先生又指着实验室里的桌椅橱柜，说：“这些家俱和显微镜都是原来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的。”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一走进唐先生的实验室就如此熟悉。“当时运到厦门大学之后，我的父亲一直在使用这些家俱和仪器。父亲逝世后，我继续使用，舍不得丢弃。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要为我添置新的实验桌椅，我都谢绝了。这台老式解剖镜我一直在使用。新的显微镜我让研究生们去使用。丢弃这些旧家俱和仪器太可惜了。我总觉得要是将它们丢弃了，这些家具会责备我的，它们会问我怎么不要它们啦？”
由于怕耽误唐先生的工作，我们没能和唐先生长谈。离开唐先生的研究室之前，唐先生将《唐仲璋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5本专著赠送给母校，并欣然为母校百年校庆题词：“恭贺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继续为科学教育兴国和发展技术生产的宏伟事业培养更多优秀杰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