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云铭
我从事图书馆工作已逾六十年。我在七十诞辰书感诗中，曾说自己是“书城半纪愧淹留”，那是实在的话。我一生平平凡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天天只知和书打交道，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图书馆以其所藏的知识资源为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服务，为人们的精神与文化的需要服务；简言之，它的工作便是服务。由此看，图书馆工作很有点“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凡是图书馆事业落后的国家，它的科学文化水平大抵是不高的。因此，图书馆事业虽默默无闻，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却支撑着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大厦。我想；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才把自己一生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献给了它。
求 学 时 代
我出生于福州仓前山的对湖村。我的祖辈们是在上个世纪从闽侯新洲乡迁到这里来的。当时的仓前山还大半是坟地和荒山，他们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开垦荒地，靠种菜和种茉莉花维持生活。到了我父亲金信贵时，仓前山的坟地已大半被在这里建领事馆和学校的外国人买去了。于是，父亲和四叔合起来，利用一间小店面，一爿开锡箔店，专卖给死人用的“钱”；一爿开钱票店，经营通兑钱币的业务（旧时的银元要换成“台伏”票、铜钱才便于流通），还兼做一些木材及农产品的出口生意。在我出世后不久，父亲由于无法偿还债务，被送进了监牢。几个月后虽获保出狱，却因此染疾得病，不久便去世了，那时我才三岁。我母亲是个缠足的小脚女人，只是靠着祖父和没有分家的叔叔们微薄的支持，她才能艰难地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生活的贫穷与困苦，使我自幼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习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里，到处是愚昧、迷信和落后。对湖附近的几个村子少有一个读书人家，也没有一所小学校。我的祖父靠小时候读过三、四年私塾，学会看评话本，看《水浒》和《三国演义》，常带我去寺庙里听评话，算是培养了我读书识字的兴趣。我母亲也懂得读书的重要，还在我五、六岁时，她就亲自教我认字(她能读评话本和小说)，手把手地教我写毛笔字，七岁时又把我送到附近的岭后村的一个由破庙改成的私塾里念书。私塾老师只教粗识一些字，读一读罢了，并不作详细的解释。记得刚入学时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后来又学《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
后来，为了能上中学，又经人介绍到一个老师那里补习功课，他教我学会了加减乘除的基本运算和英文字母的读音。一年之后．我终于考进了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鹤龄英华书院”。由于这个学校离家很近，来往便捷，我便做了走读生。
鹤龄英华书院（一九二七年改名为“鹤龄英华中学”）创办于一八八一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在学时的校长高智（John Gowdy）博士是美国人，他的妻子也在学校里教英文。学校的教师多半是外国人，对学生的英语发音要求很严格。
学校的监学姓刘，名星轩，是古田人，我的舅舅是他的朋友。入学前，舅舅带我去找他查询入学事项，听说他平时脾气暴躁，爱骂学生，但这次倒很和气，要我大胆投考，还说只考一科作文，也只须能写二三百字。考后，我果然被录取了。六年寒窗苦读，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班级的第一、二名。
一九二四年，我从书院毕业后，母亲想让我找个职业，挣钱持家。对一个寡妇来说，希望儿子能早些赚钱，以摆脱家庭经济依附于别人的困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的妻子（我上高一时结了婚，时年二十）坚决不同意，她说服了自己的父母，让他们答应供我上大学到毕业。于是我跨进了福建协和大学的门槛。
福建协和大学创办于一九一六年，是英美两国教会根据三个公会的协议办起来的。初办时设在福州仓山观音井大街，只有几十个学生，后来才成立文学院和理学院，并迁到鼓山边的魁岐。为了正式向政府注册，就又办了个农学院（当时的教育部规定，设有三个学院的大学才能注册）。协和大学采用美国的学分制，规定四年学满一百三十六个学分，考试成绩及格，给予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至于课程，除必修的之外，由学生自己选择。我选学的是社会科学专业，主要的课程有中国通史、外国通史、中外地理、心理学、教育学，等等。
入学不久，我就被学校的图书馆吸引住了。当学校贴出布告，要招收部分工读学生到图书馆帮助工作时，我第一个报了名。开始时，自然还是为了经济上有个额外收入。
当时的图书馆是由一个从澳洲来的英国人
我一直坚持工作到毕业，对图书管理的各项工作已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平时埋头苦干，认真负责，甚至不计报酬，学校
苦心经营的十年
我是协大图书馆第一个中国籍的正式馆员。
当时的图书馆书籍少，规模小，管理混乱，特别是分类上无统一的分类法可循。新书和外文书采用美国杜威(M. Dewey)的十进分类法，而古籍只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分。为了适应图书馆长远的发展需要，还在一九二四年当工读生的时候，我就着手编写一部有关图书分类法的书。我参考杜威的十进分类 法，结合我国四库法和历代图书简单分类法，积四年多的辛劳，编写出《中国图书分类法》一书，于一九二八年六月油印第一版。该书将古今中外各种书籍的种类概括为五千多个类目，既有很广泛的适应性，又便于随时扩充条目，适应长远的发展要求。这本图书分类法在协大图书馆沿用了半个世纪，并逐年加以扩充修改，类目增至一万五千多条，至今福建师大的古籍分类依然沿用它。
一九三二年，我得知闽侯世代书香门第陈宝琛家有将家藏图书出让的意图，就多方奔走，并动员校长亲自前往审视。陈宝琛曾经做过
一九三四年，我在协大图书馆工作满了五年，校方为了鼓励我进一步学习图书管理业务，拨了五百大洋的旅费，让我出省考察外省的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我在那年春天北上，遍访了京、津、苏；鲁、豫等九省市的各名牌大学的图书馆六十多所。在上海，参观了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及市内各大图书馆；在苏州，访问了东吴大学图书馆和江苏省立图书馆；在济南，参观了该市的各大图书馆；在天津，参观了南开大学，还在该校看到了福州学者陈梦雷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的原稿(后来毁于日机的轰炸)；．在北京，寓燕京大学招待所一个月，参观了各大学的及公立的图书馆；着重考察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是年六月，我取道郑州南回，回来后还写了一篇考察记登在校刊上。
这次历时五个多月的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坚定了我从事图书馆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考察参观途中得到过不少协大校友的帮助支持，他们真挚的情谊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就在这一年，我被正式任命为协大图书馆主任。
毕业后到抗战前这段时间，也是我学术著作丰收的时期，共写了十几篇考古论文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这篇论文推翻了当时颇有权威的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iet)及日本学者山本氏的考证，纠正了《明史》中关于此事的许多时间上的错误，获得了史学界的好评。荷兰莱登汉学院的教授兑温达氏(Duvendak)曾将这篇论文译成英文，转载在向全世界发行的《通报》上。
《陈第年谱》。这部长达八万字的专论，始著于日寇步步进逼华北的一九三七年，详细地研究了明代福建著名学者陈第关于古音韵学的论述，特别提及他年青时在连江跟随抗倭名将戚继光从事政治与军事活动的动人事迹。这部著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印刷发行，近年来还被选进台湾编撰的《台湾文史研究丛刊(303)》和其他书中。
同期，我还主持了协和大学的校友会和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了三十多期《福建文化》和五种《福建文化丛刊》单行本；参加并主持了协大的文化学术团体“明志学社”的活动。
也就在那个时期，我和母亲经过几年的酝酿、筹划，将几小块祖遗园地卖给人家盖房子，换得一笔款子，把祖辈遗下的破旧低矮的房屋拆掉，自己绘图设计，盖起一座二层小洋房，并把它命名为“宁庐”——希望从此能在时代的凄风苦雨中，在这自造的“小巢”里求得安宁。公余之暇，我在房前的小空地上种上四时花卉，以此美化环境。然而，还不到三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隆隆炮声已震撼了中华大地，侵略者的飞机肆无忌惮地呼啸着掠过福州城的上空，我终于再也不能在这“小巢”中过上一天的“安宁”日子了。时势的日益危急，把我卷入了迁校和搬书的繁忙之中。
战火中的搬迁
一九三八年春，协和大学决定内迁武夷山麓的山城邵武。这年五月，我带着当时读初一的大儿子章岩坐着小汽船先到南平，然后挤在长途汽车车门的踏脚板上，经过二天崎岖山路的颠簸之苦，总算到达了邵武。
协大迁在当时已停办的汉美中学(教会办的学校)内。校内除了一座名叫“汉美”的大楼和一座礼堂之外，只有三座小楼房。随迁的一百多个学生住进了汉美大楼，图书馆也设在楼中的一间教室内，放上第一次带来的十几箱图书，供师生借阅。后来又陆续根据需要托运来一批批图书，二年后才盖了一座两层专用的图书馆楼。
一九三九年，形势进一步紧张，我回了一趟福州，把妻子和四个孩子带到邵武，福州家中只留下一个老母亲看房子。开始时全家租住在邵武东门的一家姓姚的师母家里，后又迁到北门前教会医院的房子里。不料这房子臭虫非常之多，夜晚刚一躺下，背就痒得可怕。点起油灯，掀开席子一看，铺板上臭虫密集，黑压压的一片，用手一压，竞可压死几十只。连续压了几个晚上，才算安静了一些。不久，为了离校近一些，又搬到东门桃园里单门独户的一座房子里。这地方周围空地很大，还有一片桃李树，环境幽静，我一家就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那时，我在协大除担任图书馆主任外，还兼任外语系的翻译课程。每晚我都到图书馆办公室批阅学生的作业，到深夜十一、二点才回家。有一次回家，穿过黑黝黝的桃园时，差点掉进了粪坑；此后，妻子总是在窗台上放一盏油灯，让我认明方向。
一九四一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时，由于日本尚未对美国宣战，美国人还留在福州校内， 日军也未进入协大。这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我和一个美国人回到福州，组织搬迁馆藏所余的全部中文书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雇了二十条木船，把它们安全运抵邵武。外文书籍和全部的报纸、未装订的期刊未及搬走，只得留在魁岐。当时在协大校内还有大量家具和其他物品未运走，所以还留下几个职员看守校舍。一九四四年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学校附近的一些人见到有机可乘，连续几夜冲进各座房舍，抢走了当时未能迁搬的所有家具和其他物品，最后连窗玻璃、窗门框、地板都撬起抢光。每天都有许多空船从附近各乡聚到魁岐码头，而后满载扬长而去。由于抢夺不均引起冲突，还打死了一个人。这些人在夜里点着火把，搜寻拆搬，终于不慎引起火灾，烧掉了文学院图书馆大楼的屋顶。到了日军得知消息赶来，学校已被抢掠一空。日军驻进后，又把所有自来水管拆下运回本土，以补充其在侵略战争中大量钢铁的耗损。
抗战期间，邵武的生活十分艰苦。这里虽是产米区，刚去时一担米不过五元钱，但从一九四○年以后，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一担米竟卖到几十元，其它物品上涨得更厉害。我的工资要维持一家十口(母亲、妻子和七个子女)的生活。刚去时，冬天下雪，孩子们还只能穿夹袄，也少有羊毛衣。为了度过困难，在东门住时，我们利用空地养过十几只兔子，也养过羊。以后，我还带着全家，利用公余时间，甚至在月明的晚上，把住房周围的一大片荒地开垦起来，种上甘蓝菜、花菜、南瓜等。全家人齐心协力，虽历尽艰辛，却也尝到收获的甘美，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勤劳俭朴的习惯。
小城的卫生条件本来就差，由于迁来了大量人口，环境就更为恶劣了；偏又从浙江一带传来鼠疫，搞得小城里人心惶惶。刚到邵武那年，大儿子章岩就得了恶性疟疾。一九四二年，第五个孩子得了肠炎，终于不治而死。大女儿碧漪得了阑尾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动了手术。我的妻子也得了肋膜炎，在九死一生中度过危险。
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虽艰苦，但学校的文化生活还是丰富而有意义的。剧团、笔会等各种进步的文化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学生话剧团点着汽灯演出了曹禺的《家》、《原野》等话剧。《福建文化》也出版不断。三十五周年校庆时，还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当时的省主席陈仪也应邀前来参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从收音机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晚全城鞭炮齐鸣，彻夜不停，市民倾城出动庆祝胜利，次日又狂欢了一整天。迁居山城七年来，日日夜夜盼望着胜利返回故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为了尽快地迁回福州，林景润校长亲回协大原址，组织人力修缮房屋。师生员工也组织起来，积极准备搬迁物品。我让人钉了几百只大木箱，把所有的图书装了进去。学校还拆掉几座简易房舍，钉成木排，以运家具和书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协大迁回福州。我也雇了一条船搬家。当时到南平的一段水路，暗礁四伏，万一触礁，就要船毁人亡。途中我就亲眼看见驶在前面的一只木船触礁沉没。经过三天提心吊胆的旅程，总算平安到达。家中老母无恙，房子除了电表和一些杂物被窃以外，也完整无损。除曹成周家眷乘坐的一只木船在途中触礁沉没，曹的妻子和二个女儿死亡外，学校的人员财物都平安抵达福州校址。
迁回的图书都暂时寄藏在理学院，一面重修文学院的屋顶和书库，定制了百多个新书架。经过整整两年的努力，才将全部书籍上了架。
赴美留学
一九四八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派人来华考选推荐，我得到赴美留学的机会。同年五月在上海办理了出国护照手续，即乘由运兵船改装的“戈登将军号”客货轮离华赴美。同船的有协大的林恩卿（后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在福建师大教育研究所）、赵修复（昆虫学博士，在福建农学院，现已去世）、林玉玑（硕士，原福建师大物理系系主任）、林兰英（博士，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杨文音和李国元（杨、李两位都是我的学生，现在美国）。
“戈登将军号”轮船从上海经香港，穿过菲律宾群岛，到当时由美军代管的马尼拉港装货。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两年了，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和贫困的痕迹，还处处可以看到。当地的居民一见大轮船进港，就纷纷划着小船围来，乞讨船上吃剩的残羹冷菜。由于日美海军曾在这里激战，所以四处可以望见被击沉的日本军舰露出的桅杆。
出菲律宾后又航经伊罗岛、中途岛和檀香山等地。我由于消化不良，得了阑尾炎，在船上动了手术。船抵旧金山后，由于病未痊愈，我住进了当地的华侨医院。给我治病的医生是广东人，见我是刚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就不收我的医疗费，只收了一些住院费。
在旧金山住了几天，校友和乡亲得知消息都纷纷来探望和慰问。痊愈出院后，教会办事处为我买了赴纽约的火车票，还给了一些零用钱，让我乘上横越美洲大陆的火车到纽约去。到纽约时是清晨，当年在协大当教师的申鸿荣(E．M．Stowe)先生开车到车站，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在
学校已为我安排了住处，是一座三十多层楼房第四层的一个房间，每月房租三十美元。美国的大学很少收本国的寄宿生，他们只能在学校附近向居民租套房做宿舍。这些房主盖的房子专为学生服务，也给代办伙食，但远不如在校内来得方便。
到校的第一天就进行英语口试，通过了才获准注册。第二天正式上课。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图书馆硕士学位研究生，一年十八学分，分三学期读完(在美国连暑期也算一学期)。同班的中国留学生读图书馆学的有东吴大学的喻友信和金陵大学的胡绍新，其余是修读历史和哲学的。
这里授课的方式是真正的“启发式”。老师一般讲得不多，只是提一些在实际工作中将会遇到的问题，由学生自己设计解决的途径和办法；还要求在练习中把解决问题的步骤一一写出，作业不准抄袭。有时教师还指定研究生当众做有关课目的讲演，我曾两次被请上讲台讲《关于中文图书的编目方法和分类》，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每天上课的时间不多，一天仅一节课，至多两节。但十分强调自学，强调掌握工具书的使用，指定参考的文献极多，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记得老师曾布置过一个作业，要学生调查了解纽约的一个大学图书馆；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纽约城大学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
每逢周末，我们几个留学生就一起到附近的城市或风景区旅游，观赏异国的风光。在波士顿，我们以肃穆的心情参观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古战场。还参观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看到了许多流入异域的我国稀世的古物和珍本，感到无比的惋惜！我们曾到成功湖联合国办事处（那时在纽约的大厦才开工）去参观年会，坐在旁听席上领略了一会当代表的滋味。回国那年还顺路到电影城洛杉矶去，受到当年同班的协大同学陈则端的热情接待。他亲自开着新买的小轿车载着我们逛遍了全城名胜。我们曾观赏过德国海鲸伯马戏团和纽约某著名芭蕾舞剧团的演出，一张门票就要五美元，还是坐在五层楼的位子上用望远镜看的。
当时美国正值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物价相对稳定，东西也便宜，一天的伙食费约只须一元美金。如果在自己宿舍里吃，只要买上一磅面包（二十一片），加上果酱和香肠，早餐和中餐就解决了。这样，便可以做上整个白天的功课。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约了一半的钱。晚上则常到附近的广东人开的饭店吃上一餐中国饭菜，只要花上七角到一元五角钱。
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我完成了题为《纽约城大学图书馆报告》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这论文对该校图书馆的制度和管理特点进行了详尽的深入的阐述和研究。经过答辩，我获得了硕士学位。
一九四九年九月，从广播中得知福州已经解放，协大也来信催我回国，并说已聘我为副教授。我决定马上动身回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主
船未到香港，台湾国民党当局已宣布全面封锁台湾海峡。由于水陆两路都被阻断，无奈窘居香港达二个半月之久。我和林玉玑、王调馨两先生在六国饭店底层租了一间房，靠着每天三美元的接济款过日子。我们天天注意通航的消息，终于得知有一艘英国货船将从香港到厦门去装货，便连忙去活动，弄到三张船票，终于离开了香港。货船驶过金门附近海面时，金门国民党驻军竟出动飞机凌空扫射，子弹打在船栏杆上，吓得大家全躲进船舱，幸好没有伤人。船靠泊厦门码头时，迎接我们的是解放军官兵，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被解放军用大车接往旅社，经过检查后，即被允各自返乡。我先到当时在厦门海关工作的妻舅陈承亢处住了一天，然后搭上一辆由厦门开往福州的货车。为了避开空袭，货车一路昼息夜行，整整开了三天才回到福州。这时已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不觉离家近两年了。
图书馆事业的黄金时代
一九五○年初，我全家迁往校中。这时人民政府还未接收协大，学校暂时由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其主要成员有严叔夏、王调馨等。一九五一年初，在校工作的美国入离校回国，出于多年在一起工作的情谊，我们曾彼此宴请话别。
一九五一年四月，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协和大学，并决定把它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由化工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组成)合并成福州大学。一九五二年，协大由闽江下游的魁岐迁到市区的仓前山，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为中心，向长安山等处发展。魁岐的原校舍留给由协大农学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福建农学院使用。
在这过渡阶段，我曾单身住在集体宿舍里一段时间，家眷则回住福州市区家中。
图书馆迁回福州后，先以原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图书馆为总馆。原该院院长王世静任馆长，我担任采编科科长，以后提为副馆长，馆务大多由我主持。在此期间，我还主持每周半天的业务学习，由我讲授图书馆业务。几年来虽时断时续，但也系统地讲了《图书馆图书组织》、《图书馆检字法》、《图书目录学》和《版本学》等专业知识，提高了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
不久，福州大学更名为“福建师范学院”，并购买施埔大片的土地，开始大规模地建筑新校舍。后来，长安山地区迁进了体育、外语、中文、地理和数学等系，形成了新的中心。为了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图书馆总馆便迁到新建成的外语系教学楼的楼上。一九五六年学校开始筹建图书馆大楼，由我亲自设计草图。我把它设计成包括主楼和书库两部分的“工字型”的结构，建筑投资达二十四万元，成为当时全院最大型的一座建筑。新馆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交付使用。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图书馆事业。曾鸣、张立等校领导对图书馆十分关心，在人员的配备和经费的使用上总是给予大力的支持。所以，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图书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二年并校时，四个院校的图书总共只有三十多万册，管理人员不过二十余人。现在图书馆已拥有一个总馆、六个分馆和十二个资料室，藏书总数达一百五十多万册，管理人员达一百多人。
由于经费比较充足，解放以来，我们得以注重提高藏书的质量，历年来所收集的线装古本就有二十多万册，其中不少是宋、元、明的善本以及罕见的抄本和稿本，如宋祝穆编的《方舆胜览》是南宋刊的麻沙本，宋王绂编的《宣和博古图录》是元至大年间的刻印本。此外，如元福建麻沙刊本《韩昌黎集》四十卷，明何乔远的《名山藏》一○九卷等数百部明刻本都是难得的珍本。
提起《宣和博古图录》，还有一段趣事。清人李作梅任过南昌知府，藏书甚丰，其后人以家境窘困，决定将福州家中的藏书出卖，其中以明版本为多，有永乐刊的《历代名臣奏议》、《闽书》(不全，买来后抄补齐全)等。我在翻检古书时顺口对主人说，清亦政堂的《宣和博古图录》刻本是不全的，不料李家主人闻言便指着地板上一堆破旧的书说：“把这一部拿去补凑吧!”这堆书被虫蛀得厉害，揭不开书页，连有多少卷也不知道；我让人拿回去后，请人把它逐页用水化开，重新裱好，竟是全国十分罕见的元至大年间刻版的《宣和博古图录》，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九五六年起我还多次亲赴北京、上海、苏州的古旧书店选购古籍，同时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大图书馆翻拍、抄录、复制了各种珍贵的地方资料及丛书。几十年来，我始终注意让我们的图书馆具有福建的特点，把收集资料的重点放在福建史料和丛书上。我们不但收集、校对了各种版本的福建省、府、州、县、镇等方志和专志三百多部，成为全国图书馆中收集福建地方志最多的一个馆；还十分注意收集家谱、族谱、日记、稿本、诗文集等闽人著作，现约计藏有一千二百多部稀见的书。
从一九五七年起，为了配合艺术系师生教学的需要，我们又开始收集、购买古今名人字画和金石拓片。其中有明末清初人用唐寅之名仿画的《清明上河图》，用唐周防之名仿画的《六十仕女图》，这两幅都是长卷，前者人物多达三百多人，充分反映了宋时市井的风俗，画工极细，虽是仿画，亦属清初难得之珍品。此外，还有元管道的《织绵回文图》，扬州八怪黄慎、郑板桥，近人齐白石、徐悲鸿、关山月、吴作人等人的作品五百多幅。一九六二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馆藏书画展览，影响很大。
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是图书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曾为中国科学院动物学家陈祯提供有关金鱼等动物变异的详细资料；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考据过我国多种家禽饲养的史料；为美国学者考证了闽籍两个状元的历史；为史学界提供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详尽史料。我们还以自己的工作，直接服务于外事斗争的需要。在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发生争端时，及时编辑了《钓鱼岛资料汇编》，确认我国对该岛的主权。在前几年越南企图侵占我西沙群岛领土时，我们还连夜突击，连春节也不休息，赶编了《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以历史、地理、统计、辞书、年鉴、中外地图、越南文献和西方文字资料等几百件资料的记载，及时有力地说明西沙、南沙等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从而戳穿了越南的欺世谎言，为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出力，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表扬。
一九六二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来闽收集创作历史剧的资料时，曾到我校图书馆参观，与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为我校图书馆题写了一首祝贺击落美蒋U——2型飞机的诗歌。离馆时，得知消息的师生，自动夹道热烈欢送。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艺术家路工等，也曾来馆参观。文革后，随着我国与外国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有许多外国学者来馆访问过。
珍惜残年献余力
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多少对我有所冲击，就像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住我的手脚。但我自认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为了人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是没有私心杂念的。我总是希望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事业能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勒令靠边站。从那时起到七十年代初，不是挨批斗便是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后来，尽管我已七十高龄，而且身体衰弱，还是被下放到建瓯小桥，同分发来的几个老年教师一起上山砍柴、种菜、烧汤水……
一九六九年，在“四人帮”的愚民政策下，原福建师范学院宣布解散。一个偌大的高等学府就这样毁于一旦，各系的任何财物，乃至标本、仪器，只要哪个单位愿意要，尽可以随意搬去。学校成为军营，图书馆大楼的前部也被改成军医院，阅览大厅竟改成了厕所。在这毁灭文化的空前浩劫中，所庆幸的是，我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图书馆的书库却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当时实际上也是要把图书馆解散的，但一百几十万册的书谁能“吃”得下?拨给厦大，厦大要不了；最后是拨给省图书馆，但据说也无处安置那么多图书，只好改成省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原地“暂时封存、待候处理”。在封馆期间，我们组织了部分留校的老教师对存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点。当时正是文化饥荒的年代，发生了好几起越窗偷书的事，好在都是小偷，偷的也不外是被“四人帮”封禁的一些小说之类的书籍，并未造成大的损失。
“四人帮”被押上历史审判台后不久，加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终于被全部推翻了，春风驱散了十年动乱投在我心中的乌云暗影，我又能投身于自己钟爱的图书馆事业了。然而，宝贵的年华已在动乱中悄然逝去，已逝的不可追，但未来的仍可争；于是，在惋惜之余，我决定不变初衷，珍惜残年，将微薄的余力全部奉献给图书馆事业。但严重的冠心病和关节炎常使我感到腰腿无力，每天在寓所和长安山顶之间走上一个来回，对我已是力不从心的事了。我常常行至半途，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连忙在台阶或石条上坐下；有时连忙抱住树干或电灯柱，稍事休息后再往前走；有时需几经休息才能从家里走到学校。一九八一年学校历史系正式开设图书馆专业课，并聘请我讲授《图书分类法》，我准备了整整一个暑假，编写出新的讲义，终于走上了讲台。我努力把《图书分类法》这门课讲成一部中国的文化史，不但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而且借此宣传祖国民族文化的传统，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我相敬如宾半个世纪的老伴不幸病逝，这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刺激。我的身体更虚弱了，走路时步履艰难，就是走平路也时常摔倒，只好尽量少参加社会活动。我的大女儿为照顾我，退休不再上班。我的孙子还为我装配了一架黑白电视机让我消遣解闷，努力使我不感到孤独。但我失去了直接在图书馆工作的能力，不能经常地抚摸那熟悉的一本本图书，不能多看看那年轻一代坐在阅览室里追求知识的动人情景，我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样。所以一九八三年馆里提出让我讲授绘画史和古书画鉴别时，我又欣然同意，花了几个月时间备课，在一个暑气蒸人的房间里为馆内的八、九个工作人员讲了课。现在还准备为图书馆专业的学生录制一个《中国图书馆史》的专题讲座。
我一生从不冀求得到什么荣誉地位，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近几年来，我除了仍然担任校图书馆长、
赠言年青的图书馆工作者
图书馆工作是为读者大众服务的，所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必须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求名，不求利，甘以一生为人作嫁。对读者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要热情、耐心地给予回答。回答前一定要用心听明问题，弄清读者的所求。不要敷衍应付，不要使读者失望。如果读者所提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回答，就应该翻检有关的各种工具书、各种目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千方百计地从中寻出线索，为读者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务使读者满意而去。读者是抱着求知的热情而来的，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把读者的问题看作是自己的问题，问题不获解决，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绝不要因为怕麻烦而对读者冷面相待，把问题一推了之。在我的一生中，读者提出的问题足有成千上万，简单的，可以三言两语解决；复杂的，就要花上几天的功夫来为读者寻求答案，或是通过用心的翻检，把有关的资料提供给读者利用。当然。图书馆员并不是万能的，但只要你对读者有热情，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是将一些有知者介绍给他们，久而久之，读者必会信任你，并乐于向你求教，那你的事业就会得到成功。因为，为读者释疑解难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日积月累，就会广拓视野，丰富知识，获得许多学问。“做别人事情，学自己的功夫”，这句俗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要做一个称职的图书馆员就必须勤字当头，勤于学习，博闻强记，这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每见到一本书都必须先翻翻它的目录，看看它的内容提要(当然不需要精读)；这样，对这本书有了一些印象后，遇到读者发问，回答时就较有把握了。当然，这首先必须记住所在图书馆使用的图书分类法系统；记住了它，只要看到同类书籍中的任意一本，就可以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那一本，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平常要勤于翻检，时时留心，处处留意，“开卷有益”，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当然，要做到熟悉每一本书或每一类书的内容、性质、范围和装璜，远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只有在一生中勤奋努力才能做到。“业精于勤”，只要孜孜不倦，就能探出书籍海洋的奥秘，就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对一个图书馆员来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读者找到他所需要的书，为读者提供方便；最坏的事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因为，节省了他人的时间，就等于延长了他人的生命；使他人得到方便，就是使馆藏的知识资料更多地、更快地服务于社会。
再次，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读者是图书馆的“顾客”，对“顾客”就是热情诚恳，要以礼相待，要与之很好地合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急躁，急躁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不必像日本商店的职工那样，早上排队立正向顾客鞠躬致敬，但也须敬谨从事，提供良好的服务。要帮助读者掌握使用卡片目录和各种工具书的方法，尤其要对读者讲明工具书的检字方法。中国文字构造复杂，单单检字法就有四、五百种之多。图书馆员只有具备了熟练使用检字法和各种索引的能力，才能向读者提供有效的帮助。如果对外文能有所知，那就能服务得更好些。当然，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
当今世界，科学文化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图书馆事业必须迈出大步紧紧跟上。因此，年青一代的图书馆工作者要敢于探索创新，广辟途径，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
书籍是宝贵的知识资源，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管书的人，可以不去留心它们，不去熟悉它们的面貌吗?要爱书，要熟悉书，要让书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服务，这就是我六十余载书城生涯的最深切的体会，愿与年青的同志们共勉之。
（作者系原福建师大图书馆馆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