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凡
1951年秋登上乌石山，1952年秋搬到仓山区而定住桃花山，1954年秋又留在了长安山。回顾这段学习历程，都是奉命而行，急急忙忙，原先未曾想到，至今难以忘怀。
（一）系班课外活动，体现新的培养目标
1951年秋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浮现了远景，中学师资的培养不能完全走老路了，福建师院招生广开门路，我们那一批新生中，选调上来的小学教师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工作多年的小教当然渴望多读专业书，但是大家也意识到，必须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必须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因此，系班的课外活动能够按照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要求自己。第一学年，我们系班的课外活动都有鲜明的培养新人的色彩：
1、关心国家大事。坚持时事学习，每天下午课前轮流报告时事。有一次轮到我，当时抗美援朝形势变化很快，我边画地图边讲述我军与敌军战斗情况。不料讲到一半，休息铃声响了，有些同学感到不满足，我只好答应第二天继续讲下去。2、出墙报；学演戏。班会主办墙报，一学期出几期。办墙报既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培养写作能力的活动，大家都感兴趣，贴出以前同学围拢在一起，自由评议。记得有篇文章还没有署名，作者正在犹豫，我给起个谐音名字“轻舟”，她欣然填上。第一学期期末，系会还举办戏剧会演，班上选了一个有关抗美援朝的话剧，我竟被挑去当男主角。排练后请高年级同学指教，他肯定我们还能表现剧情发展，也指出我们还带有方言腔。3、坚持文体活动。每天早饭以前大家都赶到场地，参加广播操；晚饭以前各班还集中到教室里学唱歌，学跳舞。对跳舞这活儿我采取应付的态度，那时流行交际舞，要是踩到对方就算没有礼貌，虽然有女同学愿意教我，我还是回避了，用扭秧歌去搪塞。4、轮流参加夜间巡逻。保卫校园人人有责。中文系负责从山上宿舍到山下传达室的夜间巡逻。老带新，几下几上，观察左右动静。半夜，食堂还供应一餐稀饭，热乎乎地喝下去以后，全身就暖呼呼起来了。5、参加生产劳动。乌石山下道路旁边，各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园地。我们班种了马铃薯。同学们轮流浇水、除草、松土，收成后给大家改善伙食。6、办农民夜校。系会在乌石山下的村子里办了加洋农民夜校，每学期挑选一批同学轮流去讲课，我也去了一次。听课的都是女青年，她们情绪高，反应快，使讲课人受到鼓励与督促。
回顾当年这几项课外活动，可以说，系班集体都自觉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当然，当年的课外活动未必符合现在的形势。比如，5、6两项现在看来都落后了，农村已经普及义务教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推进，科学种田正在推行，进城务工农民还要接受职业培训，到了新阶段就该有新措施了。高师学生应该参加什么样的生产劳动？应该在农村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必须重视的新课题。
（二）老师授课认真 学生学习自觉
1952年初夏，高校开展了“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当年的“三反”其实就是全国性反腐倡廉、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首战。高校如何开展这项运动固然需要进一步探讨，但这种政治思想工作的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三反”后进行了院系调整，先是华南女子学院与协和大学合并为福州大学，我们福建师院又从乌石山搬到仓前山，并入福州大学；过了一学期，福州大学又复名为福建师院，原协和大学的同学多数转到厦门大学去了。新师院成立才一个学期，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就作出决定，高师本科51级、52级提前一年毕业。所谓提前一年毕业，实际上是提前一年修完该修的课程。虽然当时各课程的教学内容还达不到后来的水平，但上下午排满了课，学生紧张起来了，所幸教师重视各个教学环节，教学的质量基本上得到了保证。我想起了当年体现师生关系的几件事：
当时我因个人经济困难曾想休学而导致失眠，上课时又担心注意力分散就勤记笔记，但有时不免打起哈欠，这种情况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讲授外国文学课的
毕业前的一年半，同学们学习很紧张，系班集体仍有课外活动，如挖防空壕，校园大扫除，等等，同学们对脏活重活都争先恐后。
1954年暑假尚未结束，毕业生就集中学习，接受分配。那时的口号是服从祖国需要，哪里需要哪里去。结果，我们班除了三个同学进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班”外，多数到省内外当中学教师，而李道荣和我则留校当汉语助教。
留校以后，我们脑子里仍然是服从需要。那时福建师院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中学教师，中文系先后增办了专修科、短训班、高中师资培训班。我起初负责本一现代汉语的作业批改与课外辅导，过不了多久就被调到专修科甲班批改作文兼班主任，第二学期又被派到短训班参加教育实习指导。这一学年我和学生的不同实际上只是老大与老二的差别，虽然尽力而为，也暴露了不少纰漏。实习指导临近结束，系主
（作者系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