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涛
与我同名同姓亦是朋友的新疆军区作家周涛，写过一首不是成名作也至少是代表作的诗——《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八十年代边境尚有战事，诗发表后风靡军营，传唱社会，激励了一茬茬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今天，当母校希望自己为建校105周年写些文字时，已穿了43年军装的我，不假思索，脑海里迸出文章的标题。就读长安山的四年“布衣”岁月，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我与老师
七七级，无疑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时代符号。作为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恢复高考中榜的第一批本科生，我们一走进长安山校园，就感受到诸多“不一般”：分管七七级新生的，是中文系第一副主任、后当了校长的
第一堂专业课，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那是写作教研室主
我和同宿舍、也是
双向的渴望，构成了七七级独特的师生关系。这关系可套用台湾歌手伍思凯所唱红的一首流行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爱是炽热的。系里不仅将各教研室主任和孙绍振等知名教师倾情派出，为我们上专业课、讲选修课，有的课如孙绍振等老师讲课吸引得其他年级其它系学生也慕名而来，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而且对七七级推出一系列改革与优惠：图书馆规定，每人每次借书不超过三本。不！系出面通融，七七级可以破例借三本书以上；莆田地区新闻报道组出身的甘玉连同学，写作是强项，考试又格外认真，卷子写了20多页。没关系！主考老师一直陪着他，从上午陪考到下午两点；我和11名同学，入学初期通过考试，被特批免修写作、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三门课，腾出时间对学业作“深加工”……
这爱是无私的。
这爱是邈远的。我本以为，师范大学以培养师资力量为教学中心，可能会相对“排它”。不然。系里对七七级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因材施教，鲜明地提出“没有舍便没有得”，鼓励学生可以综合发展，也可以偏科专攻。陈节、谢季祥、马重奇等“老三届”，早早便确立了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向，现今，
这就是我的老师！他们把“学高为师”、“行正为范”、“道不远人”等崇高但抽象的字眼，化作了眼前的事实、身边的具象。何去何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想，高等学府之间本是有差别的，或硬件，或软件。但对莘莘学子而言，人生刚刚起步，思想尚未定型，大学所给予他的，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启迪、精神的激励、真理的向往。就这个意义上，北大师大，不分谁大，一样伟大。
我与同学
国家恢复高考那年，军校尚未恢复招考，当排长的我有幸被师政治部选中考地方大学。一共选了12个干部战士，4人一组，指令性地分别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福建医学院医疗系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继续幸运，我成为全师唯一的中榜者。带着战友们的羡慕走进长安山校园，轮到我当羡慕者了：中文系七七级中，竟然有数学成绩一百分的。有的同学不报考北京上海名牌大学，仅仅是因为读师范可以省学杂费。神奇的当然不仅这一方面。我们这届同学，最大的31岁，最小的17岁；有不谙世事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四个孩子的父亲；有工、农、兵、学、商，也有党员干部、剧团演员、归国华侨……
错落，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更汇聚成不寻常的一个“场”。打动你、吸引你甚至征服你，这样的故事，每每发生在同学之间，产生强大的“场效应”。
你刻苦吗，看看陈一舟等同学。尽管哥哥就在本系当领导，但陈一舟除了特别刻苦不搞任何特殊，对每一堂课，每一个专业，都学得十分专注，永远一副寒窗苦读的模样。可在他看来，“这没什么，我哥哥一琴为了备好课，一个月里熬了二十三个通宵！”毕业时，陈一舟成为全年级唯一的全优生——全校七七级也仅有九个全优生。他留校任教后，又成为全省第一个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七七级……
你钻研吗，看看汪毅夫等同学。与我在厦门同一个考场考大学、带着全年级最厚眼镜片的汪毅夫，在同学中享有“夫子”美誉。他从厦门市邮电局考来，入学前便参与了《鲁迅在厦门》一书的调研与写作。入学后如鱼得水，一边读书听课，一边从鲁迅研究拓展到现代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当了系学生会学习部部长，被俞元桂、陈一琴等老师称赞为“积累型”、“学术型”人才。果不然，他官至副省长，10年间还出了5部学术专著，如今当了正部级领导，又出了3部学术专著。
在同学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能人、好人。比如王聪深同学，既是班干部，又是文艺骨干，还能理一手好发。带薪入学的他，专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放在宿舍，为那个年代普遍经济拮据的同学，省了不少理发开支。比如王世彦同学，是第一个敢于穿着西装短裤、露出一截大腿进课堂的女学生。虽给人有些“另类”的感觉，但才思敏捷，写作课考试，我刚审完题开始答卷，她已经把卷子交给主考老师，而且被当场宣布“成绩优秀”。再比如黄文书同学，个头不高也貌不惊人，但有一副关心人帮助人的热心肠。宿舍楼建在校园深处的长安山麓，离校门口传达室有一二十分钟路程。每天，他自愿到传达室为同学们取信，再一一分发给大家，四年间乐此不疲。遇到校旁的省军区礼堂放电影大片，他自掏腰包先买些票，再逐个宿舍问同学：“看不看？”看就付钱，不看跑回去退票，同样无怨无悔。毕业后，他分配在省委组织部，帮助许多同学调回了省城福州，走上理想工作岗位。同学中，还有渔民出身却多才多艺能演歌剧《白毛女》扮杨白劳的洪辉煌，写影评画漫画均达到相当水准的刘牛，行书颇有“二王”风骨的李勇，专业出身的“男高音”范希健，发着高烧参加校运会1万米比赛的于浴贤，以聪敏伶俐成为最年少留校助教的薛晨曦，照相技术好并会洗印的包绍明，篮排球高手李立生，长袖善舞的王卫星，等等。他们的存在，壮大了七七级的方阵，丰富了七七级的内涵，也使同学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与竞争：你可以发表这样那样的文章，让我当“读者”；我同样可以活跃在舞台上、球场上，让你当“观众”……
各呈其美，又美美与共。这正是七七级学子的鲜明特征！它使得同学们在“同又不同”中，轻易地走近对方，在“互为羡慕”中，实现差异化发展，也给我的“布衣”求学生涯，留下永不泯灭的美好记忆。
我与组织
入学第一天，担任中文系七七级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的
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两个头衔，使我由“干部学生”变为“学生干部”。在最初的荣耀感逝去后，陡生工作压力。好在，系领导特别是
有组织，就得抓组织建设。学生中的佼佼者大都被吸收进组织，或当支委、班党小组长，或当四个班的正副班长。“模范带头”、“身先士卒”、“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等党的先进性，在这些党员骨干身上得到最多的体现。我和邱胜斌、陈国英、邱登辉四个学生支委便形成默契：对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类的事，都不去争。
最重大的组织建设，是发展党员。每次，
除了抓组织建设，更多的是搞组织活动。
创办年级学习园地《蓓蕾》，是入学后最先的组织行为。当时，中文系每个年级都办了一个学生刊物，贴在教学楼一层大厅的墙壁上，师生进进出出最先看到，既是学习成果的展示，又是年级之间的竞赛。党支部在全年级四个班广揽写、书、画人才，组成编委会精写精编精制，第一期就引来了全系热议，公认把高年级的学习园地比了下去。《蓓蕾》每两周出一期，四年间从未间断。由于七七级晚半年入学和毕业，造成了“五世同堂”。但不管是当新生还是当“老生”，《蓓蕾》的办刊水准没有受到任何年级挑战。毕业时，
组织参加校系各种比赛，是对我们的又一大考验。四年间，以七七级为主力（我本身是主力队员之一）的中文系篮球队、排球队，数次夺得全校冠军。七七级的《伞舞》，在校文艺会演中，与艺术系学生同台演出且毫不逊色。最经典的要数排演话剧《约会》。这部针砭时弊的话剧，政治性强，台词量大，戏剧冲突表演也有难度。没想到，当过福州港务局工人业余演出队员的王聪深同学，和唱美声的范希健同学，带着连一天“业余演出”也没干过的王世彦、冯爱珍两位女同学，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把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台话剧不仅在全校演出了轰动效应，而且被邀请到福州大学等高校演出，还受到省话剧团好评。
中文系七七级的品牌，正是在课堂内到课堂外的全方位拼搏中，一点一滴形成并彰显的。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同学们对集体活动的无私参与。一年元旦前夜，我们在大教室搞迎新年晚会，为了气氛热烈喜庆，没钱租灯光音响的同学，纷纷动手剪裁出大量的彩色纸条，悬挂在教室上方。更有人灵机一动，将自行车倒扣，手摇脚蹬转动起两个车轮，幻灯机则放在地上，透过车轮的转动打出了“霓虹灯”光效。那场晚会，平时不苟言笑的吴华英等同学，最后都参加跳集体舞。正在福州拍电影的北京电影学院
四年学生干部，所经历最突然也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中国女排在日本首夺世界冠军时。那天晚上，电视转播和电台口播刚结束，没有任何“组织安排”，我突然发现欢呼声集中到了宿舍楼下。很快，有人举着扫帚并点燃，一边喊着“中国女排万岁”、“振兴中华”一类的口号，一边朝山下的校门走去。身为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这一时刻必须站出来，我主动走在了下山的游行队伍前列。队伍迅速壮大，一路经过政教系、数学系、体育系、外语系，都有许多男女同学加入进来。校门显然是挡不住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出校门、踏仓山，穿闽江大桥，一路走向市中心五一广场。沿途，福建医学院等高校学生，也自动加入游行。大家或振臂高呼，或挥舞“火炬”（扫帚、拖把），或敲打脸盆（铝制的），不知疲倦地走着，喊着，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团队的伟力。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被同步放大。游行大军直到凌晨才往回走。在连队走过百里夜行军的我，特意和郑超光等同学，走在队伍最后，一路“收容”着、陪伴着掉队的同学，安全返校。
青春似火，岁月流金。当学生干部的这些经历，对今天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无异是一笔宝贵财富。扪心自问，当时的“周排长”，并没有这样的“财富意识”。作为“哪里来哪里去”的军人学生，也不存在“干活多，分配好”的逻辑思维。何况，当学生干部，搞各种活动，对专业学习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我出身军人家庭，16岁参军，“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从小就融入了血脉。我为自己新闻作品集《从零点到零点》所写的跋，就叫“不会说不”。在那篇跋中，我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在此摘抄下来，献给我的母校、我的同学、我的校友——
一切忠诚于自己的选择乃至被选择的人，不管从哪里起步，终将会受到命运的庇护与回报。因为地球是圆的，哪怕你朝着目的地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只要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你就会像人类第一个自西向东环球航行一周，又回到西班牙圣卢卡尔港的探险家麦哲伦那样，总有一天，你会与理想相逢在旅途。
（作者简介：周涛，1982年1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少将军衔，高级记者，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