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
承母校师友的厚爱，屡屡崔我在60年系庆的纪念文集里添一点文字。事情就这么凑巧，我现在供职的中央美术学院刚刚迁入新校，领导集体中分工由我统筹新校庆典，我不得不投入全身心力来做好这份工作。
中央美术学院上溯其前身，是1918年有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倡导成立的第一个国立美术教育机构，走过了穿越世纪的进程。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这所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中有代表地位的学府终于在新世纪到来的日子里，有了一个堪属世界一流的校园，所以我们印制了4000张请柬，邀集几代校友回母校聚会，还组织了有20多所国际国内著名美术大学或学院参加的国际校长论坛，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教育与艺术交流”这一面向新世纪的艺术与艺术教育主题。同时也在校园里举办各种展览，出版中央美术学院校史图集和院藏中国画精品集，总的构想是把庆典办成一次学术的盛宴。
忙于这里的具体工作，对我的另一个母校的系庆要表达的一点写作的意愿，就一天天地拖了下来，心里焦急，也很不安。有时候我想，凡办庆典，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沟通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为了传承可以称为传统的薪火。但是，在同一段时间里，把我和两个学校的庆典连在一起，或许是一种机缘，这使我难分此地与彼地的区别。
实际上，除了此地与彼地的关联之外，我还经常感到近事与往事的默契。在做着“现在时”的许多事情时，突然会惊讶地发现，在想法和做法上有着“过去时”的铺垫或伏笔，就像心理学所揭示的“感应”一样，许多事情似乎在很早以前就有约定或启示，只不过需要时间，才能使先前萌发的愿望到今日实现。举例说，一个月前我和外国的策展人共同策划了中德两国政府合作主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这个展览在国际顶尖的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举办，称得上是新世纪中国新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规模较大的亮相。当展览布置完毕，我照例在寂静的展厅里再一次一一浏览时，突然想起了30年前，也就是1981年夏天我陪美术系的老主任谢投八先生在西湖美术馆看展览时（那时候我还有油画参加），他对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到欧洲去看看博物馆，那里有许多博物馆都是最好的老师，我也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在欧洲著名的博物馆里展出，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艺术。谢投八先生本是一位话语不多的长者，我当时作为他的助教，更是对她的话用心听记。他的这番话当时让我有些茫惑，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只是有西方画展进来，还不敢想走向世界的事情。但他的话也让我对更大的世界有了向往，好像后来所做的就是朝向那意欲追求的目标。神奇的是，在柏林展开幕的前夕，老主任的这番话会重新浮现，如同证实我今天所做的，实缘于往日所种下的那点心里的萌芽。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再举。去年冬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王朝闻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首发式，主办单位请我代表美术史学界作发言，那日到会的有这部著作的各分卷主编和编委，都是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已近90高龄的王老也欣然到会。依学界的辈分，有诸多师长在座，我自然是“藐予小子”了，由我来为泰斗的巨著作评，是 荣幸也是惶恐。我的发言赢得了大家的赞同，认为我较好的把握到王老的治学思想和著作的学术分量。发言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所以会走上美术史研究和美术评论这条道路，与我在长安山麓的学习生活是分不开的。我更记起毕业在即时，任党总支书记的郑贤宗老师找我去谈的一席话，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好好读王朝闻的书，今后向王朝闻那样搞美术评论。郑老师做的是党的工作，但他却博览群书，深含儒雅。他居然能从一个普通的学生身上看到可能发展的潜资，这真是导师般的慧眼。他的一番话在我后来的治学道路上始终是一种勉励，每当我自觉写出一点精彩的文字时，我都会记得他对我人生道路最初的、也是亲切和有先见的指点。
在长安山麓学习和任教的日子就这样令我难忘。如果没有林碧峰老师把我从偏远的山区带到省城，我蒙童时代那些对艺术的向往自然无法实现。她的素描课把我和同学们引入艺术的基础之门。她在教学上不仅是认真和细致的，而且鼓励我们到图书馆多看画册，去接近经典的世界，这种教学方法使我在技巧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比较注重自己的艺术修养。
谢意佳、高一呼先生的油画课使我理解了色彩表现的奥秘，也培养了我对绘画的感觉，这对于我后来从事艺术批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对绘画的直觉能力，很难谈得上深入地批评。有时候我称自己搞的是“具体的批评”，就缘因我是从“绘画”走上“批评”的。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十分不足，两位先生极为勤奋的劳作，为新时期的画坛留下了重要的成果。
已故的林以友先生永远令我怀念。在他家里，总有不少让人眼界为之一新的图书，他的豁达、开朗性格与南方风格的油画是极具感染力的。每当我画的苦恼的时候去找他，他总是如针挑灯芯一样剔去我心中的蒙蔽，点拨起我的自信火花。从他家里出来，会感到对明天的作业充满信心。
这些老师的悉心教诲，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技巧，还有如何当好教师的启迪。多年来在美院，我的工作和自己的业务虽然很忙，但总乐意把最新的艺术信息传达给学生，随时接受学生的指教要求，和他们平等地交流。我经常对学生说：艺术学府要营造的是自由与秩序并存的氛围，艺术学生要有自信与奋斗的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我从师大美术系的前辈那里继承来的。
专业上使我受惠的老师难以一一枚举，但我不能不提及吴本绶老师和翁振新老师，两位老师当时分别任我们的支部书记和班主任。吴老师对我的思想进步和全面发展作了直接的许多指导，她放手让我去做许多社会工作，在集体生活中锻炼了我在专业之外的组织能力。很显然，这对于我今天的工作是重要的基础。翁老师一如兄长和我们学习、生活在一起，他平和的艺术心境和对人真挚的态度于我是无形的楷模。
在师大美术系经历的许多往事是我今天做的许多近事的准备这一点是我经常感怀的。细想起来，是因为坐落在长安山麓的那片古香古色的楼房里，有一种氤氲化醇的传统文脉和学术空气。教师们勤勉治学执教，图书馆里有丰厚的收藏，邻里的音乐系还提供了姐妹艺术的艺术气息。那座老教堂侧窗漫射下来的阳光，使人眼前迷幻般地出现维米尔画上的光斑和德加画中的光影——在后来我踏访欧洲各地古老教堂和观看许多经典名画时，我脑中总依稀叠印出母校的那座礼堂。我还想，师大美术系的教学是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的，这是从老主任谢投八先生到后来的陈运义、薛行彪、檀东铿等先生执掌系务时一直坚持的好传统。从母校毕业的许多学子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有所作为，都归于这个好传统。在祝贺系庆60周年的时刻，我遥向这个传统献上感激的心香，并愿与所有的先生们和校友们同行。
（作者系美术学院1976级校友，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