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义
管长墉，男，祖籍湖南湘潭，1911年出生于福州，自幼聪颖，4岁半就入学，先后在福州大同小学、福州师范附小、福建法政附中、集美中学、格致书院、中华工学等校学习。1926年秋，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任过家庭教师与药房司账。
从佛门到衙门
1927年在福建功德林研究佛经兼办佛经流通工作。结识佛教界名人江味农，并经江介绍到上海拜大愚和尚为师，又随大愚到北京菩提学院研究佛学。
1930年菩提学院解散，管回榕。经人介绍找曾拜过大愚和尚为师的福建省代省长方声涛和省长杨树庄，经常为方和杨讲佛经，颇受赏识，1932年方推荐管到长乐县任县长。在处理十三乡农民与县溉田局因引水溉田交税问题发生冲突时，管采取轻徭薄赋的手法，受到农民的欢迎。
1933年，方辞去代省长职务，管失去靠山也辞职。
出国留学兼任驻日本武官秘书
1934年，管在老上司肖叔宣（时任中国驻日本首席武官）的帮助下留学日本，并兼任肖的私人秘书，在留学期间与进步的学生交往甚密，如章振乾、傅家麟、刘朝缙、吴从征、陈昭礼、丁日初等，这些人或是中共党员或是民主党派成员，对管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留学回国入军营，官衔少将、省府参事
1937年5月，管从日本回国后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办的留学生训练班，训练抗日战时工作干部。次年，郭沫若要何公敢在汉口筹建战地文化服务处，该处属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管辖的，为军队编制。何是福州人，介绍管到服务处任中校主任科员，担任宣慰工作，为抗日战地输送人员，慰劳士兵，编印《前敌》和《士兵》等刊物，并集体参加国民党。
1940年，经留日同学陈昭礼介绍，到国民党第70军军部任上校秘书兼军法。陈昭礼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党的指派在70军任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主任，秘密开展地下活动，管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与他们关系密切。当蒋介石密电70军军长李觉，查办中共地下党员，李交给管处理，管则采取敷衍塞责的办法，只对有关人员发给遣散费而已。8月陈昭礼被特务杀害，70军政治部主任方济宽趁机向国民党军委会指控“异党分子”，侥幸的是方的电稿被管截阻，管尽力进行淡化和搪塞，免去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1942年7月，70军编入国民党25集团军，李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管先后改任上校机要室主任、少将参议。此时因无陈昭礼作靠山，自动提出辞职。
走马上任长乐、永泰、林森三县四任县长
管于1944年3月回福州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任命为福建省参事，不久又改任长乐县县长。此时管已是二任长乐县长，地熟人也熟，首先与当地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陈亨元密约共同抗日，互不侵犯，长乐县成为抗日的前哨。中共福建省委也因此迁到长乐县的南阳山区，直接领导长乐县、福清县的龙田、高山一带的抗日斗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一团曾逮捕几个中共党员，管以县长身份与有关方面积极配合参加营救工作，受到长乐人民的好评。管因发现国民党特务对他的监视，就辞职回到省政府任参事。
1946年1月，管被任命为永泰县县长，他采取靠近共产党的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二五”减租，兴修水利，修筑福湾公路，倡办教育，受到永泰县老百姓的欢迎，说他是一个开明的县长。
1947年4月调任林森（闽侯）县县长，这是管第四次任县长。
参加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秘密合作
1947年1月，刘朝缙以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的双重身份回福州筹建民盟组织。刘是管留学日本的同学，经刘的介绍，管参加民盟并先后担任福州市和福建省民盟筹委会委员及临时工委委员。当他在任林森县县长时，对国民党官场已经很熟悉了，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发展民盟组织。如介绍章振乾、傅家麟参加民盟，并同他们一起策划福州4所大学教师的罢课索薪斗争。接着按中共闽浙赣党委城市工作部的意见，安排民盟成员陈发卷任林森县田粮处处长，又安排中共地下福州市委书记孙道华在林森县田粮处官家村分处工作，掩护孙道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中共福州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队长林白需要几本“国民身份证”，但发证受严格控制，管利用自己掌握的县政府大印帮助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同年11月，国民党保安处突击队要“围剿”驻在林森县的中共省委机关，管获悉情报，马上通知陈发卷转告刘朝缙迅速转移。管利用职权多次刺探国民党的内部机密，转交给革命同志，使革命力量避免了许多损失。
1948年，丁日初回福州领导民盟工作。经丁的安排，让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民革前身），“民盟”和“民联”统一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加紧搜集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起初情报皆汇集在刘通（民革）手里，以后均交给管再由管直接与中共社会部的谢筱迺联系，因管有一袭“县长”的白皮衣畅通无阻。管看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8年8月和10月先后辞去县长和省政府顾问，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组副研究员。1949年6月，管获悉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从南京运送一大批军政史料到福州，准备转运到台湾，其中有几百册从日方缴获的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资料，是从1913年到1940年中国、日本、英国等国家50多种报刊的资料剪贴，称为《末次情报资料》，十分珍贵。管把此事反映给研究所所长，并提供吴石的政治倾向共产党，管和章振乾与吴石直接商洽，将《末次情报资料》连同国民党国防部参谋长办公室剪报资料一起以“寄存”的名义，交由社会科学研究所接管。后来因为研究所合并到厦门大学，这批资料转藏到厦大图书馆。解放后，经国家教委图书珍善本专家监定小组认定为“孤本珍贵文献”。此外，管还利用职便油印发一批《新民主主义论》，又动员福州市长何震（民联成员）保护福州市政府的档案及大量物资、枪械，移交给人民政府，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①②③
后勤保障“老三校”合并建成新大学
1950年7月，管随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厦门大学，任政治学副教授，不久被派到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于1951年4月调任福建师大前身原福州大学任副教授、总务主任、处长。
1951年4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奉教育部令，接管由美国教会创办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福州大学，校址在福州仓山区，1952年福建师范学院也并入福州大学。新上任的管总务敬业爱岗，勇担重任，在校党委领导下，将原在魁岐的协大和在乌山的福建师院的教学设备组织搬运到仓山校区。繁重的任务是新大学的校舍问题，总务处接收原在仓山的外国教会学校的校产和向地方租借公房、民房。根据院、校合并时的各系科、各部门的用房统筹安排：校部办公楼在进步路洋墓亭里一座白砖楼民房，原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进驻物理、化学两系；岭后路的陶淑女中安排教育系、艺术（音乐、美术）系；进步路原省研究院驻生物系；麦园路的原福建神学院驻中文、历史、地理三个系；桃花山的原寻珍女中驻外语系；人民公园路的红砖楼和跑马场安排体育系；楼后街的马国爱医院安排数学系；附中在望北台英华高中部；英华初中部则给附属工农速成中学；附小在岭下里；校卫生室在对湖路的“意园”。虽然校舍分散在仓山区12个地区，但管总务领导有方、精心布局，保证在1952年10月学校庆祝院系调整完成暨新学年开学典礼。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急需人才，大学招生本、专科及短训班一起上，有的系科学生数增加较多，原来的教学区不相适应，管总务与各系协调，采取调换办法，例如教育系1951级在二、三、四年级时，就调换了三次用房，保证了学校发展的需求。
艰苦创业，开建新校区，为百年老校在长安山校园桃李更芬芳
1953年，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经华东区教育部批准，建新校园，学校成立基建工作组；任命总务处处长管长墉兼任基建工作组组长，财务科长林家振、总务处秘书李明 兼任副组长。
新校区选址在仓山区的鹅头凤岭和岭后路的一片荒山墓地和农田，征地500多亩。首先安排失地的农民工在总务处下属单位工作。最艰巨的任务是迁移墓葬，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对有墓主的进行艰难细致的工作，完成了迁移；对在基建过程中挖出无墓主的成千上万的尸骨，都按管组长的嘱咐，将每具尸骨分别放入瓮金分批迁葬，经平整过的山头旧貌换了新颜，被命名为“长安山”。
从1954年至1965年，长安山校园建筑面积达52052平方米，建有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及单身教工宿舍等数十幢楼房，还有标准的煤渣田径场、竹篷礼堂、竹篷篮排球馆、竹篷体操馆、雨盖跑道等体育设施。中文、历史、外语、地理、数学、体育等系先后迁入新教学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高校颇具规模的新校园。
在长安山上还植树绿化，开凿登山小道，建景观亭，建地理系气象观测站等，使荒山野岭变成美丽的“长安山公园”。⑤
高等学府的后勤好总管
管任总务处处长十三年，以校为家，当时学校有“四不足”：经费不足、基础设施不足、教学设备不足、人手不足。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凭着过人的才智和操手能力，做了“巧妇之炊”，他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经常做“不速之客”深入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师生来访也成为他的“座上宾”，热情接待，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所以群众说“有事找老管能解决问题”。他带领后勤职工艰苦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建校任务和日常的总务工作。特别是经常深入学校在建的长安山校园和“花香园”、“意园”、对湖校部等教职工住宅区，检查建筑质量，保证按期交付使用；另一方面他还大力办好各系师生食堂，经常深入检查卫生和饭菜质量。在他任内，基本上保障教职工有房住，吃饭有食堂，解除了后顾之忧。
他为人宽厚，生活俭朴，廉洁奉公，绝不搞特殊化，他管钱又管物，经历了“老三反”、“新三反”，都没有发现他有经济问题，他深得领导的器重和师生员工的敬重。时任教务长的熊德基教授说：“在大学办总务工作能够建立起威信的在我所见所闻中只有管长墉一人。”⑥
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一面旗帜
1947年1月，管先后加入民盟和民联（民革），早期和中共地下组织有过秘密合作，为新中国成立做过贡献。1952年，管和1948年参加民联（民革）的高时良教授根据民革省委的指示，在福建高校建立第一个基层组织——民革福州大学（福建师大前身校）支部，为民革省委直属支部。管和支部的同志在校党委和民革省委领导下，认真贯彻党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挥民主党派组织作用，调动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为学校的改革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1年5月，民革中央副主席焦石斋在民革福建省委领导陪同下来校调研基层民主党派工作，也认为管任总务处长、学院院务委员、省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能力很强，特别是同共产党的合作共事关系很融洽。
1964年，管调入民革省委机关任省委常委、组织处处长。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离世，年方59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在福建师大108年华诞之际，我们深切怀念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后勤好总管，及其长期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行为风范和高尚品德，时至今日仍是激励师大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①管长墉自传（1955年8月31日）。
②《白皮红心管长墉》，福州晚报2007年8月6日，作者林国清。
③《日本〈末次情况资料〉是如何落户厦门大学的》，《炎黄纵横》2001年第4期，作者章振乾。
④《回忆大学那四年》，福建师大《校友通讯》2013年第2期，作者陈豹义。
⑤《长安山校园的创建情况》，《难忘的回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第220页，作者林家振。
⑥《建校后勤‘名将’管长墉》、《难忘的回忆》第171页，作者潘敬斌。
（作者系校党委统战部原部长，相片翻拍：陈继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