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潮水一样漫过（外一篇）
朱以撒
大学生活结束后，我留校任教。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桌子上睡了一段时间，汪文顶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现代散文研究室去工作，给系主任俞先生当资料员。这份工作无须坐班自由度大。想想这一段时间，人总是在一个位置上坐着，整理文字卡片，腻味透顶，又不能在台面上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时间长了，没有不被扭曲的。就我知道的许多生性灵活的人，坐班坐坏了性情，年纪轻轻已是老气横秋，连行路的姿态都显出了死板。这样的人生，当然与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相去甚远。
我马上就答应了，真是天下掉下来一个好机会。
一个仲夏的夜晚，月明星稀，汪文顶带我到乐群路14号的文园拜见俞先生。这一带坐落着许多旧日小洋楼，都是当时的官僚或者传教士建造的，俞先生自然不会是别墅的原主人，只是寄居。入得门来，自成一格的庭院，砖木结构，质朴典雅，月光之下，树影斑驳，可视为养生的好去处。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清室内的结构，由于年深日久，已经显出苍老之相。俞先生深目高颧，清癯简净，只是很简单地和我说几句，表示欢迎，便转向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倒是师母的柔和眼神消解了我几分拘谨。晚年的师母依然清秀优雅，我想一定是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才能培养出这般的气质，小家碧玉是断断不能如此的。后来，师母的名字让我更为惊异，名曰“破奴”，而她的妹妹，则名“解忧”，这都引起我无端的联想。
我每隔一段就到文园去，俞先生把需要查找的资料大要标在纸上给我，让我从书堆里将其钩沉而出，复印装订。它们大都是一些序、跋，寻找算不上困难，只是需要耐性。有时资料过多，俞先生一时未能读完，也就不再给我布置新的任务，这段时间也就由我自由支配，看我喜爱的书，偏嗜趋于古典的、艺术的。比较而言，我对现代文学实在是提不起兴致，尽管这个时段出了鲁迅、林语堂、周作人，也出了萧红、林徽因、谢冰心，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这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时段、一批人物，倾心投入，持手不放，一时说不清缘由瓜葛，却任情而往，眼看就收不住了。
我对俞先生抱怨道，能否让我直接进入书库自由翻动呢，老在窗口“点菜”也太被动了。俞先生伸手把我的借书证拿过去，写下几行小字：“朱以撒同志是我的助手，领导上派他协助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在查阅图书馆资料方面请给予方便。”有了这几行字，进出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近百万册的图书尽在我的眼下，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进入时的眩晕，排闼而来，心胸堵塞，越往昏暗的深处走，越是有一种不知何往的惊恐。过不了多久，我的眩晕就平息下来，熟悉了其中的门道路径，分类编号，下手一个准。除了更快地完成俞先生交代的任务，更多的时日我就埋在古旧的字帖里畅读，靠笔记也凭心记，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大概是哪位老先生看到了，对俞先生说过，或者是俞先生和我交谈时发现了我的分心。他和我谈现代散文时，我是有一句没一句，而我对俞先生描述书库深处有那么多古旧宝贝时，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俞先生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人一起来谈书法吧。
一个助手和导师从事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心事不一，说起来是很危险的，是一个大忌。有位老先生就是这样，把那个我行我素的助手打发走了，以至于后来都过得不好。
我不知俞先生在他的微笑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不满。
应该庆幸，大学毕业后遇上了俞先生，给了我这个略带散漫的学生一个自在的空间。
俞先生找我谈话了。他的思路超出我的意料，让我惊愕不已。他说：“喜欢书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中文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开设书法课，师范大学的学生写不好字怎么行？这学期新生入学后，你就给他们上这门课吧。”
这时，我如果冲动一些，真要上前紧紧地抱住俞先生，表达我内心的快乐。
后来，在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才知道，开设这门课也不是那么顺利……俞先生总是这样，不大声言语，言语中微笑，语速缓慢平和，却有风骨在言语的内部支撑着。
俞先生给汪毅夫说过：“像以撒这样的人，我是要保护他的。”
我开始忙碌，这门课程使我全力以赴，有一种开创性的乐趣。俞先生又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助手，我远离他所研究的那个方向了。
1984年，我参加《文汇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一幅小楷在50000多件作品中被评委相中，拨的头筹，并得以免费游玩沪上一周。回来后到文园，俞先生和师母已从媒体上得知，高兴之至，原以为小打小闹，不意弄出这么大动静。这当然也助长了我的脾性，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审美方向，还有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许多艺术样式是需要合作的，而书法艺术则强调独立而为，以单干为乐事，沉醉于那个泊然无染、空无幽渺的世界里，渐渐就如脱缰之马了。那些日子我到外地比较多，有时是讲学，有时是办展览。一个人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每一天都觉得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空间中没有栅栏，任凭翱翔。却想不到，有时就疏忽了那些用来制约人的纪律。俞先生说：“请假总是要的吧，免得别人说话。”俞先生总是这样，说话不急，声响不大，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也使我十分受用，感受到他的苦心和爱护。相反，我更多地见到一些资历、学识浮浅者的声色俱厉，有如横空出世，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俞先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待我，引我到正统的轨道上而不过度地偏离。他说：“你可不要遗世独立啊”，或者说：“随和一点不好吗？”……
俞先生总是很忙。中文系为一校之大系，不同资历的人， 的需求，大到评职称，小到排课，既有关乎中文系的大事，也有纯属鸡零狗碎的小事，忙完回家，已经有人坐着等待了。那个时代的中文系是个清水系，无车，少饭局，绝不像现在，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供打发。俞先生总是举止安和，如同斫轮老手，刀斧之下了无痕迹，佝偻着腰走回去。在文园，看着他斜靠在晃晃悠悠的躺椅上说话，我想到了“指挥落定”这个词。我的疑问是，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为何不单纯从事学术研究，而要进入管理层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母不止一次向我抱怨，俞先生的身体都是为系务操劳而每况愈下的，并且告诫我引以为戒。我告诉师母，除了做自己喜爱的书法研究，行政上的事务我毫无兴致。师母大乐。其实，俞先生除了系主任一职，社会上还有许多职务，譬如他是省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曾经这么说过：“如果要加入党派，40岁之前你加入共产党，40岁之后可考虑加入民主党派。你是否有意，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这一年我已跨入40，显然，俞先生希望我考虑他的建议。我表示无意于此道。我喜爱简单，倾向无羁绊少瓜葛的寻常生活。俞先生一时无语，良久才说：“也好。”我喜欢的生活与俞先生些微不同，学术研究，尽管案牍劳形，毕竟是倾向于自己，撰写一篇论文，一本论著，都是个人成果的体现，是纯粹私人性的。行政上的地位固然能给人带来利益，但是是也把一些不快乐的情绪带回家中，带回梦中，不得安宁。对于俞先生而言，声名早已确立，薪水也是最高一级，生活素来清淡，理应在研究生上点小课之外好好安养，这也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时的俞先生60来岁，还来得及。我只能说，俞先生乐于公务忙碌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宋史•欧阳修传》中这么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俞先生已越了小我之思。否则，如他所陈，“解放后前30年，我挨斗的次数数不清”，早就心灰意冷。有一些人看透世相，超然物外，自得逍遥，全然不肯复出，怎么会像俞先生不顾念自己老树苍颜，为振兴一个系，楼台再起。有几个傍晚，我在校园闲逛，见他佝偻着腰往家里赶，寒风掀动起他灰色的衣襟，形影单薄，我记起了曾国藩所说的：“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俞先生还是很倾向于家庭生活的，只不过如今为了“偶然之事”，折腾得如此疲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到文园，师母一定要让儿媳妇端一杯牛奶，二三蛋糕，看我吃下再慢慢说话。有学问的师母提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在家中主持。她的优雅平和潜伏着干练，言语中透露着对问题剀切的判断和分析，甚至比俞先生更直截了当。俞先生的身体是师母最为关切的一个方向，健康向上是第一的，余下才是其他。一个被真心养护起来的身体，还是敌不住年复一年的劳累，这种冲突，如果俞先生不停下来，也就成了师母难以解脱的忧虑。会议如此之多，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才可以解决。开会成为一种惯例，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疾患。俞先生也习惯了开会，他坐在台上，第一点第二点地开讲，我则坐在最后一排，象征性地听一点，也许闪烁着就不知去向了。在不少会议上，我都是有头无尾的角色，几十年过去，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生长。师母与我有同感，对于开会抱有厌烦心态，她会说：“俞老师还没回来呢，还在开会、开会。”师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察那扇木头门的动静，是开会推迟了一家人的晚餐，她在等待一个经过开会而倦意十足的面容。
同在一个系，俞先生有事找我，还是惯常地运用写信这一形式。这大概也是老文人表达的习惯，动笔毕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同时也更显得庄重。俞先生的笔迹隽秀修长，是慢写而成的。他这么写道：“时间过得快，莆一中校庆时我曾要你为我写一幅祝词。我去莆田开会时，看到这幅颜体字挂在校会客室的醒目处。这次校友会又约请，不过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已是大都督了，故这次还是挥毫自成一体并署名，这样就更珍贵了。希代劳之感，不过多次麻烦你，有些不好意思……现在正是风正一帆悬，前程康庄，这是我最高兴的。”这般文字，也只能出自俞先生笔下。从常理上说，一个前辈对于晚辈，是无须如此客气的，就像现在我对手下的研究生，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言语的分寸落实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说起来也就是修养的厚薄和格调的雅俗，还有气度、胸怀等等因素的差异。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半生蹭蹬，还继续持有古风，持有对美善的向往，真是破镜不改光，花死不改香，称得上有境界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良好的天性，平时可能看不见，它隐于内，忽而有如阳光大面积地倾泻出来，接受的人感到了其中的温度。一个勤奋不懈的学生追随导师，最终可能真的获得了治学的技巧、方法，称得上通晓了做学问的玄机。可是风度、气质呢，也许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成。这一类精神方面的韵致，可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后天养起来的，却都存在着难以言说的隐秘的呼应关系，从而区别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
“斯文”。要不，先逼近这个字眼吧。
俞家也有很开心的日子。俞先生在文园摆下宴席，通知亲戚朋友，也通知新老学生。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二季，和气融融。客人陆续到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俞先生过生日。有几位客人我也认得，他们是我大学时的老师，俞先生早年的学生。年轻的一拨人，如汪文顶、汪毅夫，就可称之为师兄弟了。一茬一茬，由新而旧，此时相聚一堂相互印证，才感觉许多日子随风而去。俞先生从华侨大厦请了一个大厨，施展才艺，使每一盘菜都如一件艺术品，精美细致。年长者那一桌谈往事话蹉跎，最终就是关注身体互赠珍重；而这一边，不免大口喝酒，大声说话，不免口无遮拦任意捭阖。师道还是有尊严的，但是师道尊严中委婉、温存的那一部分，往往是学生最易感受到的。无须言说，也许是一道眼神，一缕微笑，一个姿势，身心都荡漾开来。俞先生有一篇散文《我与以撒》，里边有一段话令人久久不忘：“在40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中意的学生，我赏识他们的才华，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在一轮一轮的批判声中，把旧欢化成新怨了。”回味起来是很让人感伤的，是什么使亲近的学生本性中不良的那一部分滋长、膨胀，结出邪恶之果？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除了外力的不良灌输、怂恿、诱惑之外，内在的盲从、愚忠也折损了正常的判断力，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一个人在潮流的边缘，他是会看得清楚一些，不至于狂热追随席卷而去。任何交往，缺乏朴素、真诚、自然和率直都是不可靠的，在什么基础上交欢、交恶，对于人的本性都是很严厉的拷问。我读吴宓的日记，他这么记录了陈寅恪：“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任务，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既然常人难以企及，那么，其中的不降志，不辱身，应该成为我的向往。
俞先生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笑着提议：“下次咱们就不在家里了，让毅夫找一家大酒楼，让以撒给他们写一幅字，换两桌酒席如何？”众人表示赞成。此时，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文园蛱蝶穿花，枝上凝翠，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文园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也许大家与我都在想，我们和俞先生的前面，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足以慢慢享用。
俞先生的身体总是不太好。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虽然清癯，但目光炯炯有神，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抱病的老人。疾病给人难以排遣的痛楚，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使人失去尊严。俞先生从未与我谈疾病这个话题，我也就不打听，因为我也是忌讳在这方面表达。老式文人的喜爱清洁、整齐，在俞先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病笃住院，也是行迹清朗。人的尊严有时就是如此，不以病态出现，不以病人的身份展示。有的人不同，絮絮叨叨自己的病态，让探望者面面相觑，同情的成分大了起来。俞先生在住院部和我谈远离医院的话题，都与疾病无干。我们共同讨厌疾病，他也不把生病的情绪传染给我。俞先生比较欣慰的是晚年的散文写作，一篇篇地出手，比写论文轻松和畅快得多了。在坚硬的论文里看不到情绪的那一部分，在柔和的散文里涌了出来。疾病使人终日凝窦重重，疾病的延伸又常常迫使笔下中断，再次回到医院，雪白的床榻上，不能动弹，徒唤奈何。“太迟了，”俞先生的言语中嵌入深深的遗憾。算起来，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春天是如此姗姗来迟，对俞先生而言，也就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罢，才不至于成为无果的黄昏。在医院这个非常规空间里，久了就会生出感伤、无望，我祈望他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回到春风洋溢的文园里。
俞先生呆在文园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甚至就不出门，更不出远门。他在躺椅上说话，身上多了一条毛毯，此时，天色并没有凉意。邮差敲门，送来一封牛皮纸信封的邀请函，他撕了记下，居然已撕不开了。我拿了过来，轻轻下手，“哧啦”撕了个大口子。俞先生笑了起来，眼神有些迷惘，想说什么，又没有出声。我起身时，有一团忧伤堵上心头。
那一天，我被一辆车接走，行走三四个小时，直到薄暮时分才到达一个山环水抱的城市，准备参加明天的笔会。晚宴丰盛，宾主尽欢。直到拿住宿钥匙时我才突然不痛快起来，决定返回。主人见我执意要走，只好又派了一辆车，按原路行走三四个小时，回到家中。太太的第一句话是：“俞先生去世。”电话那头，师母只是啜泣，良久才说：“天太晚，明天来，笔带来。”
文园的木门洞开人进人出，面色凝重。俞先生躺在玻璃棺内，更加清瘦，再也不会坐在悠悠晃动的躺椅上与我轻声说笑了。
想到这么久地喜爱书法，此刻用在了这里。书法的功能就是两极，可以大红色调写寿联喜联助庆其喜之气，又可以黑入白而成讣告挽联，倍增其哀伤幽怨之情。据俞先生说，文园曾有花木几十种，芒果，香椿、木笔、白玉苓，四时异景。这些年疏于管理灌溉，也已显出枯索和凋敝。当年桓大将军说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端的是人何以堪！
此时，这些吊唁完的人不忍离去，在一边站着，看我不断儒墨的笔法。我笔起墨落，不计工拙，毋须营构斟酌，只是信手而去。
又过了几年，师母去世。
文园，这座使我如坐春风的小洋楼，易了主人。
俞先生不在了，师母不在了，学生如鸟兽散。时光悠悠，“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汪文顶先生是当了中文系主任，而今是我所在大学的副校长了；汪毅夫先是当了副省长，而今荣调北京，是一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了。我依旧无党无派，无任何行政职务，依旧痴迷书法艺术，授课带徒，依旧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向往。
外一篇
李先生
现在想起李万钧先生，只剩下一堆琐屑。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年后又读夜大学，此时，才算是与李先生有交往。
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每周得抽几个晚上听老师讲课。那阵子我正忙着自己的书法研究，李先生的外国文学课对我来说是不中用的，于是时有缺课。他拎着一个黑皮包走进教室，将皮包放在桌上，也不打开，然后从兜里掏出香烟与打火机，就点名。有时只是问:“朱以撒来了没有？”我说:“在这里。”他看了一眼，便开讲。外国文学上讲的好像是李先生家里的事，一开口就收不了。有时会停下来评点一下，说:“该笑的你们不笑，不该笑的乱笑。”一学期下来，我似乎没学到太多的东西。记得考试时有一道题，理应填“亚历山大”，就是想不起来，于是找了另一个外国人来代替，大笔一挥，填上“伊丽莎白”。
李先生召我到他家，一直摇头:“你就那么不喜欢我的外国文学？我的课讲得可好呢。”我说是啊是啊，光名字就记不住。他说:“你的名字就是从外国文学来的，你也记不住？恐怕是不用功吧。”我无言以对。第二学期一改颓势，精学勤问。考试后李先生照例召我到他家，说此次考的分数快到顶了，说明孺子可教。但他仍然认为我读书不够，扯过一张纸，势如破竹地写了一大串名著。我接过一看，正合我意，都是中国古典文艺著作，竟然没有一本外国文学。
想来，李先生还是从骨头里看穿我。
李先生对上讲台有一种疯狂的嗜好。他几次对我说:“有空来听我的课，我讲得可好了。”可我一次都没有去。偶然的一次到电教馆找人，他正要录课程，油头粉面，冒着热气。见到我赶紧走出来说:“你别跑啊，听我讲一段，就一段。”告一段落，李先生出来了，额头都是汗，问:“如何？”我说:“真的不错。”他感到很高兴，挥了挥手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当时，李先生已是教授了，工资不低，有时太太不在家，又不善烹调，午饭只好在路边小店将就。他的吃法总是煮一碗扁肉，再煮一碗清汤面条，然后将二者合而为一盛在大碗里。有一次，我也坐了下来，见他头埋在碗中，便不打扰。他吃毕站起，扯一条纸筒的卫生纸揩嘴，四处看看，就对前来收钱的老板娘说:“这个人有钱，让他付吧。”他指了指我，大步走了。
下午开会，他坐在我旁边，煞有介事地对其他老师说:“今天中午以撒请我吃饭了。”有人问:“是吃大餐吧？”他说:“扁肉汤加上面条汤。”听者哄堂大笑，都说太小气。
一个夏日正午，李先生和我下课后路上相遇，便邀上他家，说是从广东带回美食一同品尝。他从冰箱取出两份，原来是精美糕点，味极好，只是体积太小，三两口便解决了，便问是否还有。李先生正细细品尝，他叫了起来:“哇，你还想吃饱啊？”待他徐徐结束才谈到正题，说不是让你白吃的，能否教我写好自己的名字？他郑重地说:“有很多的活动都请我参加，要签名的。”我看他的签名长枪大戟，是子路未见孔子时气象，便写了好几种形态的“李万钧”，他表示要下工夫苦练一番，签名时定给人一个惊喜。半年过去，我参加一个活动，正巧见到李先生在前边签名，便凑过去欣赏，还是长枪大戟的“李体”，他放下笔便看见我，怔了一下，便巧舌如簧:“你让我学的那几种签名形式太难了，不实用。”我说:“恐怕是不用功吧。”李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了。
李先生曾几回说他是偏袒我的。好几次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高校书法人才很少，让领导们重视我。“可是他们都不吭声。”他有些黯然。我安慰他别这样，我自个读书写字有多快活啊。李先生话题一转:“我搜集了不少反映，主要是你惜墨如金，不为大家服务嘛。我要是书法家，天天写上大堆，做到有求必应。”李先生都60多岁了，想法还这般幼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探讨了好多次，终究各人谈各人的，未能一致。他就有些恼火，说话也跟着刻薄起来，甚至就说:“这下你完蛋了。”
退休后的李先生一身不快又一身的无奈，无课可上，滔滔不绝的口才没了用武之地，便待在家里下气力，大文章写，小文章也写。他说已应报社写了50多篇，每周发一篇。我一看全是报屁股千字文，就是李先生的名字会频繁出现罢了。这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没仗打了，就在家里瞎折腾。此时，让李先生高兴的是他成了文史馆馆员，特地把聘书装框挂起，并郑重地指给我看：“瞧，还是省长签署批准的。”他曾经对我说：“你也可以写写我这个人啊。”已经不是当年豪情万丈的李先生了，退下来的人显得脆弱，怕被人忘记，此时得到一点小抚慰也十分开心。
听师母说，李先生读了我的散文集《古典幽梦》十分激动，是打算写一篇大块评论的。她打开书，只见扉页上密集地写着阅读感受，只等正式落笔。
令人吃惊的是，李先生在一个午后突然去世，灰飞烟灭。
（本文摘自《弦歌盈耳》 朱以撒 文学院1978级，美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