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义
一、四年参加四次迎新、合併联欢会
1951年9月，我考入福建师范学院（乌山）教育系本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院长胡允恭教授致欢迎词：欢迎1951年秋季入学的新同学来校学习，四年后你们将成为国家建设人才。当时我想起出生在世世代代的农民之家，从6岁开始放牛的我果真成为全乡第一个新中国的大学生，感到很自豪，也深感任重而道远。
1951年9月10日上级决定将福州大学（仓山）教育系併入福建师院教育系①，于是我们教育系在11月举行了合併联欢会，欢迎来自原美国教会1908年创办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6年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于1951年4月经中央政务院批准接办合併定名为福州大学②的教育系的师生们，实际上是原三校教育系大合併，从师资队伍、学生人数激增成为全校第一大系。
1952年8月，上级决定将福建师范学院（乌山）併入福州大学（仓山）③，开学典礼和两校合併联欢会推迟到10月11日④，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福大校长陆维特致欢迎词，热烈欢迎福建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员工併入福州大学。联欢会气氛热烈，会上有音乐专业的老师片冰心的女高音、王政声的钢琴、徐志德的小提琴等精彩节目表演。开学后还安排新生参观校园活动。校园很分散，分布在仓前山各地：我们教育系和艺术系在岭后路原陶淑女中旧址，理、化系在原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在对湖路潭月山馆（不久迁入楼后街原华南女中旧址），外语系在麦园路桃花山原寻珍女中旧址，生物系在进步路原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院原址，文、史、地三系在麦园路原福建神学院旧址，体卫系在公园路，其田径场是以前外国人的跑马场，校部在原洋墓亭不久迁入对湖路新建的楼房。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在仓山池后弄原英华中学初中部，附中在仓山望北台原英华中学高中部，附小在岭下里，校卫生室在对湖意园，以上各校区的大门都挂上福州大学某某单位的校牌。其办学规模可称全省第一大校，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快发展教育，充分利用地方一切可以利用的校舍为培养人才作贡献。
1953年9月5日，奉教育部令福州大学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⑤。
1954年8月，上级决定将厦门大学教育系併入福建师范学院教育系⑥，我们教育系又举行了两校教育系合併联欢会，至此，我们教育系成为全省高校仅有的教育系。
我们教育系1951级分别从原福建师范学院（乌山）、福州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併）、厦门大学入学，经院系调整汇集成一个班共55人，至1955年7月毕业，见证了我省高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改革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当时院长刘明凡、教育系主任金澍荣教授和老师及全班同学的毕业合影，被收入百年校庆丛书《历史回眸》福建师范大学老照片第192页。
我们教育系1955届毕业证书也与3个“1955”的巧合，也具有历史意义；1955年2月24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同意，刘明凡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⑦。福建师范学院的铜印是1955年5月21日由中央教育部颁发的⑧；1955年7月颁发的毕业证书还送到北京，由教育部加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大红印。
当领到这张还印上“为人民服务”红字的毕业证书，使我感到要报效祖国的培养、老师的教导、父母家人的养育之恩，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毕业志愿就是服从祖国分配。
二、教育系四年四次大搬迁
1951年9月，我们福建师范学院（乌山）教育系新生住在福州市乌山风景区南麓、乌山路西。福建师院校本部也就是1907年创办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原址，依山土木建筑，空气新鲜，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来不及扩建校舍，教室里除讲台外，没有课桌，只有排得满满的单座靠背扶手椅，右扶手是块木板供放课本或记笔记用。我住的宿舍是木板房，夏天还“通风”，冬天就得用报纸把木板墙贴密，防冷风吹进。校车是一辆三轮人力车，供1923年入党的院长胡允恭到省里开会代步之用。还有两轮木板货车是供食堂采购用，如买大米每次还要10位大学生义务协助从台江苍霞米仓运米回学院伙房。那时，我一年级享受丙等人民助学金是每月65斤大米，全校规定每人每月留30斤米作为一个月的菜金，35斤米领回自己掌握炖饭用，可见学校设备及学生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但困难难不倒新中国刚成立两年的人民大学生，条件困难还能锻炼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精神，我入学第一学期体重还增加了5斤。
1952年2月，学校为了培养急需的中学师资，扩招单科半年制短训班和一年半制专修科。我们教育系迁出校本部，入住“白水井地区”，在乌山北麓道山路原福建省大专先修班原址。女同学住山上小平屋，男同学住山下教室改的集体宿舍。经常上午1-2节或3-4节课要到校本部上公共课。于是同学们就得利用课间操时间，从乌山北绕道到乌山南，去上公共课的健身走，至今还留下边走边谈心的美好记忆。
1952年8月，福建师院（乌山）併入福州大学（仓山）大搬迁，我们教育系从乌山校区迁入仓前山的“教育、艺术地区”，在仓山岭后路原陶淑女中校址，校园内樟树、蒲葵、夹竹桃等绿荫更衬托出白色西洋建筑楼房的雄伟，教育系和艺术系（图画制图和音乐专业）同住一地区。由于专业性质不同，晚自修时，我们要安静看书，而外面却飘来琴笛伴歌，美妙的干扰声，这就要求我们要自己培养注意力集中，入住新地区适应新环境，也是培养音乐爱好的机会，当时还邀请音乐专业郭祖荣同学（现国家一级作曲家）教我们指挥唱歌，这也是和艺术专业同住一年的收获。
1953年8月，学校又安排教育系迁往“教育、俄语地区”在麦园路原寻珍女中校址，站在校园内的桃花山上，可以鸟瞰曾住多国驻华领事馆美丽的仓前山，红色的西洋建筑楼房，教室光线明亮，有宽阔的大走廊，特别地板是光滑的大红砖，正好我们教育系和俄罗斯语言学系同住一地区，同学们在周末晚向苏联俄语专家波波夫和波波娃学习跳国际舞，也是课间练习跳舞的好地方。现在每当在跳交际舞时就会回忆起当年在教俄地区跳国际舞时的美好时光。
学校认为桃花山地区最适应扩建为附中的校园，于是在1954年8月我们就与附中对换校舍，入住仓山望北台原英华高中部校舍，三座红砖楼作为教学和宿舍楼，该楼群屹立在山顶上，视野开阔，南面可天天看见正在兴建的长安山新校园。北临闽江，在宿舍中可以看到闽江上帆船点点及听到过往的轮船呜呜的汽笛声。宿舍是8人间，夏季通风良好，没蚊子不要挂蚊帐，我们校舍的北大门是部队的高射炮阵地，部队每周六晚上在操场上放映电影也都邀请我们去观看。我们教育系、俄语系和政治教育训练班虽然不同专业同住一地区，但大家和睦相处，这里是我们学习生活的好地方。我也体验到在学四年校舍四搬迁，办学和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尤其是那午晚餐八人一桌四菜一汤的好时光。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1955年6月由时任校党委委员、政教班主任的陈天绶同志主持的党支部大会吸收我入党，7月我又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走上了人生新历程。
三、院系调整名师荟萃
我进入高校学习期间，适逢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我们教育系迎来了省内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许多教学科研骨干担任专业课教师，如系主任金澍荣教授是留美博士，曾任北师大教授、系主任，福建省研究院新教育研究所所长；专业课教师枟仁梅教授是留美博士，曾任协和大学教务长；陈淑圭教授是留美博士、曾任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学院政务委员会主席；徐君藩教授曾任福建省立师专、师院教育系主任。还有王纯懿、冯邦彦、黄辉邦、汤铭新、高时良、潘懋鼎、陈启肃、何祜先、吴自强等17位正副教授[9]。当时教育系的教师人数和正副教授及有博、硕士学位的均在全校各系前列，而且全系平均10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
全校各系的师资力量也很雄厚，担任我们教育系51级公共课教师都很强，如中文系派出黄寿祺、黄曾樾、包树棠等教授，还有郑庭椿副教授共同讲授《大一国文》课；历史系派出刘蕙孙、朱维干、张传新、谢耀中等教授讲授《中国通史》、《世界史》、《社会发展史》；《人体解剖生理学》由生物系吴坤平教授讲授；《英语》由外语系王藏修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由政治课戴光华讲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研究生刚毕业的林仑山讲授，以上说明我们很荣幸得到许多名师的教育，使我们受益匪浅。
四、恩师情 永不忘
我们是福建师院（乌山）教育系51级学生，这年生源较特殊，有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入学的；还有教育部通知51年高三上学生可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入学的。特别是小学教师保送入学的调干生占全班人数三分之二，所以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有小于20岁也有超过30岁的，还有已婚为人父的。
当时大学的教科书很少，除《教育学》和《心理学》是从苏联翻译的课本之外，其他大多数课程是使用任课教师编写的讲义。由于生源多样化、年龄、经历差别大，刚入学在学习上还不大适应。为此，校系很重视，除派得力教师讲课指导外，各班还建立学习互助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是由担任过小学多年校长的吴文侃任组长，他善于组织同学交流学习方法，有时是先上课后发讲义我们就课后互相对笔记，自修时互相帮助解决难题，使同学们很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状态。此后，由于併校併系工作做得很好，从不同校到同班同学，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所以全班同学都按时毕业。并根据国家需要，服从统一分配，到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工作，他们中有的当上大学教授、博导、中学高级教师、中学校长，和党政干部等等，现均已离退休，但他们都很怀念母校，感激恩师多年的教导。我们已毕业57年了，当年任专业课老师现还健在的只有101岁的高时良教授，也是我们当年的班主任。
我班孙培青同学在华师大任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导，前几年回校讲学，他还特地到阳光新村探望高时良教授。高老师曾说：培青同学是从厦门大学教育系併过来的，从我们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华师大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出的书《中国教育史》作为高校教材，我已看过，我与他成为同行，还时有联系。还有在江西师大的周汉章、华侨大学的欧秀云、漳州师院的陈剑辉等也曾回校看望高老师，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每年春节也互通电话向健在的高老师拜年问好。
吴文侃同学留校任教，后升任教授，并出版了《比较教育》专著，被推荐为高校教材。当他晚年病重期间，我常到他家探访时，他感慨地说：“我们健在的高时良老师是我最难忘的恩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安排到资料室工作，得到资料室主任高老师的鼓励指导，增强了我的信心，高老师说：‘资料室工作很重要，既为师生服务，也可为自己学术研究积累资料，你有英、俄两国外语基础，要多看外国有关资料，关注学术动态’，这也促使我研究比较教育的方向，我感谢恩师的教导，才有我今天的成就”。
（本文经校教育学院退休教师黄韻卿补充修改，在此表示感谢。）
注：
①~⑧福建师大校史下编第23至29页。
⑨福州大学1953年1月1日教职工名册。
本文作者：校党委统战部原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