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郭虚中先生杂忆
林精华
2012年7月6日（农历五月十八）是我的业师前福建师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郭虚中先生冥诞100周年。先生的两位哲嗣，于7月14日假福州大饭店，举行纪念他们父亲的追思会和新近出版资料的展示，邀请约40余位亲朋戚友参加。我作为1954级曾受业于先生门下的唯一代表与会，以共同缅怀一代宗师为人与为学的风范，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感到十分荣幸。此时正如先生同辈挚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原副主席吴修平的：“深切怀念良师益友郭虚中先生”的题词一样，也表达了学生对业师的景仰与崇敬之情。
光阴掣电，先生自“文革”浩劫中的1971年辞世，不觉已越41年整，现又逢百岁冥寿。作为得沐过先生教泽的弟子之一，我早就想写一篇纪念和缅怀的文章来报答师恩，但因社会活动多，迟迟未能提笔。2012年5月8日，当看到《福建日报》“读书”专栏刊发先生次子郭天沅的《从一封七十多年的跨洋书信谈起——写在父亲郭虚中百年诞辰前》的文章，又勾起了我对业师的深情回忆，往昔一幕幕先生钟爱学生如子侄的情景呈现眼前，恍如昨日，萦回脑际，夜不能寐，永难忘怀。于是我不得不冒着酷暑草拟了一篇“急就章”，内容主要是我在学生时代的一些亲身经历和后来的所见所闻，近又根据有关资料再作补充修订而成此文。眺望长安山下长流不息的闽江，献上一瓣真诚的心香，以思教泽，以慰师魂。
（一）
郭虚中先生于民国元年（1912），即农历壬子年五月十八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县一户经营“坦洋工夫”的茶商之家。先生别名展怀、砚池、剑池。幼年时代私塾启蒙，聪明颖慧，勤奋好学，对中国传统的经史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父亲郭慕聃，为人厚道朴实，教子有方，作风民主，思想开明，尊重独苗儿子的选择，不为将来继承家业留在身边，支持他走读书治学的发展道路。受乡塾蒙学后，入福安湖山高级小学，接着赴省垣福建学院附属中学就读。年十六游学沪上，到上海东亚大学国文科学习，毕业不满一年，再升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之后又留学东瀛，成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研究生。先生青年时代励志读书，平时好学多思，为人诚信谦恭。在国内先后师承著名教育家、伦理美学家绍兴蔡元培，文字训诂学家、语言文学家泾县胡朴安，历史学家、教育家金华何炳松，词学家、戏曲学家长洲吴瞿安，文学史家、戏曲理论家宜宾赵景深等闻声藉甚的一代鸿儒。经过这些大师之渊博专业知识的传授、治学经验和研究方法的指导，还有言传身教的师德垂范，对风华正茂的青年郭虚中以深刻的影响。加上他的自身努力，虚心求教，勤学累载，使之学业上日益精进，为日后奠定了坚实的文、史、艺“三栖”的学术基础。在日本留学时，受业于四代汉学世家的盐谷温教授，并与青木正儿、高田集藏等著名汉学家有学术交往，包含诗文书信的互通，对其治学皆受益良多。
先生从日本学成归国后，正值精力旺盛的青壮年时期。先在上海持志大学国文系讲席，时经著名学者、乡贤、文史学家郑振铎的举荐，又受聘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参与《中山大辞典》的编纂。后历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国立英士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先生在沪、浙工作期间，曾5次回到家乡，分别在福安县立扆山中学、省立三都中学、省立福安师范学校、福安联合中学等校短暂执教，以服务教育，造福桑梓。
解放前夕，先生从浙江返闽。1950年8月被福建师院胡允恭院长聘任为本校中文系教授，不久又兼系主任，1951年9月任史地系教授、系主任，这一时期还当过院教育工会主席；1952年8月院校调整，福建师院（乌石山）并入先前已由协和大学、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51年4月组建的福州大学，先生时任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8月福大改名福建师院，先生从此一直是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1月，院长陆维特调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由省教育厅长刘明凡接任福建师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领导班子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教务长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熊德基、总务长为管长镛、研究部主任为留美化学博士余宝笙。先生仍为历史系主任，直至文革时学院停办。在校期间，还担任过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以及省民盟、省市史学会的相关职务。“文革”中先生被监视审查，三遇造反派师生抄家，许多珍本古籍和手稿痛遭洗劫。当所在学校撤销，准备调他到厦门大学时，疾患笃剧，不幸于1971年9月在福州仓山溘然长逝，终年59岁。
先生一生为学治学谨严，爱书嗜书如癖，学问广博，文史艺兼通，著译丰瞻，成就斐然，对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做过杰出的贡献；为人爱众亲仁，师德高尚，待人以诚，风骨诤诤，确是美玉无瑕的“人师楷模，学界风范”。
（二）
经过院系调整后，福建师院面貌焕然一新。1954年秋，我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又兴趣历史，从福州一中毕业，即以第一志愿报考了福建师院历史系。这里云集着许多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名师。以历史系为例，担当系主任之责的郭虚中先生，为了提高历史系两大系列——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学质量，培养研究型与教学型双肩挑的一流中学师资，与出身西南联大的教务长熊德基的教改思路不谋而合，把名教授安排在第一线为一、二年级本科生讲授专业基础课：中国古代史先秦、两汉部分，由出身中央大学前身国立南京高师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专家姜子润教授和出身北平中国大学的甲骨文研究及秦汉史专家徐宗元教授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部分，由先生自兼；中国近代史则安排出身清华研究院的陈壬孙和留美的中国近代史博士郭舜平教授共同负责；世界史古近现代部分，分别由西洋史专家蔡维藩、王文杰、谢耀中、史远明教授负责；文化部分作为中外历史课的延伸，先生还邀请中文系的钱履周、黄曾樾、郑庭椿教授分别讲授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在当时只有部颁教学大纲，无统一教材的情况下，先生和熊教务长配合默契，发动主讲教师自编教材以应急需，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分发之后，由同学们自订成册。到我们毕业时，各主讲教师分发的讲义就达30余册之多。如徐宗元师的《秦汉史初稿》、王文杰师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谢耀中师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中文系钱履周师的《中国文学讲义》和黄曾樾师的《外国文学教学提纲》等，都是作为精品教材分寄给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进行交流的。
为了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和提高历史专业基础课的质量，先生还为我们新入学的一、二年级同学安排不下10余次的专题讲座：如熊德基的《陈忱与〈水浒后传〉》、《孔尚任与〈桃花扇〉》；徐宗元的《商周彝器研究》；蔡维藩的《从批判尼罗河的一则史料来认识埃及文化是其广大人民劳动的果实》和《古代希腊较小的城市国家》；先生也亲自上马讲《人民诗人白居易》等。这些讲座均由名家主讲，内容丰富，观点准确，异彩纷呈，创见独具，也吸引许多中文系的同学前来听讲，听众踊跃，气氛活泼，深得好评。
先生还在54级同学中进行学年论文写作的试点。规定每学年末，每人必须完成一篇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写作，以训练和提高同学们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他亲自抓这一工作，将我班同学45人分15个小组，每3人为1组，分配15位老师指导，科研题目由老师拟定，经教研室和系主任审查批准后刊登在校刊上，题目共分4大类，即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同学自由选择。一般地说这些题目都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其中有的题目是针对重大历史事件而出的；有的是过去学者很少研究，甚至没有人研究，而在我院又有一定条件研究的；有的是用新观点来重新批判和估价的，如“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古代赫梯人的国家”、“西周年代考批判”、“理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作用”等题目。
题目确定之后，相同题目分3人1组，由指导教师开列参考书目，让学生阅读，做卡片，写摘要，拟出写作提纲，交指导教师审阅，然后按导师的要求开始写作。先生还与文科地区图书分馆的刘馆长商量，专门为同学们开辟了两间中国史和世界史阅览室，并提供同学们进行专题研究所必需的全套图书和参考资料，大家持出入证自由进出阅览室。同时，他还规定每逢星期四下午指导教师必须按时到校帮助同学。蔡维藩、王文杰、徐宗元、朱维幹、陈壬孙、郭舜平、刘蕙荪等教授，都按照专题研究的范围、性质和内容，开列参考书目后，要求同学们由浅入深，步步深入，细心钻研。先生还强调不要急于求成，花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收获，这只是同学们跨入科学研究门槛的起步阶段。
在此基础上，先生还挑选了11位同学组成科学研究小组。以明史和中国近代史为重点进行研究，如有“明代的土司制度”、“明代的厂卫制度”、“中法战争中的马江之战”、“太平天国革命前期迅速发展原因的分析”、“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五代‘闽国’大事记”等选题。其中吴国修、王垂樾同学合写的《五代“闽国”大事记》和我写的《太平军前期迅速发展原因及潜伏着的失败因素》（经陈壬孙、郭舜平师指导，对原题目加以改定）两篇论文，由先生推荐刊载在研究部、科研处主办的学生科研集刊上。此外，1956年党对知识界和高校学生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得到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54级11人组成的科研小组倡议创办《历史学习》刊物，刊登同学们的研究成果，获得先生的鼓励和大力支持，并指派许多名师作为顾问进行指导。
综上所述，郭虚中先生不仅是闻名中外的文史学家，也是一位十分重视学生专业素质培养的教育家。
（三）
身为福建师院历史系的教授、系主任，先生亲自为我们54级同学讲授中国古代史中从三国两晋直至宋元明清（1840年以前）的课程。当时先生才四十开外，每周6节，3节连排。身体虽清瘦，但精神饱满，和蔼可亲，视生如子，关怀有加，毫无“师道尊严”的架子。先生的头发对半分开，一袭灰色哔吱中山装着身，脚穿黑色布鞋，仪表端庄，相貌堂堂，一派学者风度。他准时上下课，讲课自有特色，带了讲稿，却不翻看讲稿，口若悬河，声音洪亮，精力充沛，生动幽默。略带闽东口音的普通话，更拉近了师生之间的亲近感，使我们油然产生了对这位“闽东才子”的敬慕之情。先生讲课，条分缕析，语言精练，见解独到。每上完3节课，都留下一定的时间让同学们提问，雷打不散，做到了时下流行的师生互动交流。先生的讲课艺术可谓精湛，记得特别是讲到唐末黄巢和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大起义时，直接在黑板上按起义发生、发展、终结的全过程，逐一绘图示意，详细画出进军的路线和地点，脉络分明，引人入胜，至为精彩。最后归纳出结论，分别指出这两次农民大起义兴起的原因、特点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50多年过去了，直至今日，还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永远难忘。
先生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和勉励我们：研究专门史，要建立在学习通史的基础上，才能做到“通而且专”，“通而且博”；学习世界史，也应学好中国史，反之亦然。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作用，从比较研究中得以启发，做到“洋为中用”、“中西结合”；学习和研究历史，一要精通一种外文，二要有古文阅读的基础，两者兼得最好，但起码也应有所侧重，才能掌握研究所需的原始文献资料；搞研究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切戒“浮、燥、狂”，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学术研究之路；万勿因急于出“成果”，沽名钓誉，东抄西摘，粗制滥作。要在史学上有所突破，应广泛搜集人们所不注意的第一手资料；做人做学问，应树立起永不自满的谦虚态度和求真务实的严谨学风。
先生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注重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把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交给我们，让我们自由驰骋在浩如烟海的学术天地里。先生关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教诲，使我深受启发，先后写了《法国的葛朗台与中国的贻顺哥》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的比较研究》两篇文章，在黄曾樾和蔡维藩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获得两位教授的好评，并由蔡维藩教授嘱我呈送给郭虚中主任过目，也获得他的肯定和好评。原计划我毕业后留校做蔡教授的助教。1957年夏反右斗争开始，蔡被定为“右派”，我因当科代表，与蔡的来往比较频繁、密切而受到株连，毕业后被分配到闽侯甘蔗附设初中班（后改为闽侯六中、闽侯一中）达23年之久。直至1982年才由蒋颖贤教授举荐，圆了我回母校“传道、授业、解惑”的梦，以此告慰两位先师承诺我的遗愿终获实现。
（四）
我在福建师院历史系学习的黄金时间不长，大约不足三年。为了拟定的研究选题，平常比较注意收集各种资料，假日也到城内南后街古旧书店去“淘宝”。在那里有时见到熊德基教务长，有时也见到历史系的郭虚中、朱维幹、徐宗元、陈壬孙和中文系的钱履周、黄曾樾、黄寿祺诸位先生，他们都是到南后街“淘宝”的常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熊教务长都是坐校车来，其他老师多是坐公交车或步行到南后街数十家古旧书店；嗜书如癖的郭虚中先生，对有价值的珍本、善本古旧书籍爱不释手，手头拮据掏不出现金时，因是老主顾，与店主十分熟识，也常有赊欠，写上便条，他日如数清还。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件事。
1957年春，党发出了“帮党整风”的号召，揭露出院人事处干部康兴科侮辱女教师、女职工的事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在省政协会议和学院内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上帮党整风，除要求严肃处理党的败类康兴科外，还对学院领导及各机关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之下，反对个别党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的行为，被当作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进而由帮党整风迅速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为人正直善良、谦逊诚实、团结同仁，倾力办学的郭虚中先生，早就看出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给知识界带来的无端祸害。一些青年教师为了政治上的升迁和职称上的评定，对运动颇是热衷，历史系党总支中一些干部也违背良心、丧失理智，惟命是从地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任务，蒙蔽和煽动一些师生，无中生有，揑造莫须有罪名，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充当了极左思潮的政治扒手。大字报贴满教室、宿舍的外墙上，院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和声讨所谓右派分子的“檄文”，接二连三开斗争会、批判会。在揭发和斗争右派分子问题上，先生以生病为名请假，很少到会，即使到会了也沉默不语，从不表态。这说明他对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不满的，但又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反右斗争是知识分子的一场大灾难，我系20余位教师中就有蔡维藩、朱维幹等5人，我班45位同学中也有7位，都被定为右派。庆幸的是先生逃过此厄。1958年春，接着又举行向党交心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大会。党总支的某些领导，蒙骗不明真相的学生，以未划为右派的郭虚中主任和刘惠荪老师作为重点对象，集中在文科大楼历史系的阅览室里进行揭批。其实不是真正的向党交心，而是只许同学“揭发”、批判，不许老师有申辩的权利。这些被事先布置安排发言的同学，以罔顾事实，无中生有，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的手法，说郭主任“为了买到他所钟爱的、科研急需的、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到处借钱，由他在仓前山的住所借到南后街，欠债累累数也数不清，完全丧失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的资格”。也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清王朝的遗民和余孽。他的孙子刘蕙荪也不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贩卖假古董骗人钱财而获得厚利，被公安机关抓走并判刑坐牢。刑满释放后才被分配到福建师院历史系当教员的”。
这些极左分子对未划为“右派”的“漏网”之鱼的老师，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上的侮辱，用心险恶歹毒。为伸张正义，我曾冒着政治上再受批判的危险，据理力争，以我数次跟随熊教务长、郭主任、钱履周、黄曾樾、朱维幹诸师到南后街古旧书店“淘宝”的亲历所见，弄清事实真相，为郭主任和刘老师辩护。这些捏造事实的发言者自知理亏，不敢再信口雌黄，批判会开得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五）
先生为人正直，极重友情。1966年“文革”发生，极左思潮泛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1955年开始的肃反、反胡风、反右派斗争，以及自1958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及至“文革”浩劫打倒走资派……。郭先生对党在极左思潮下所制订的政策出现偏差，早已洞察在胸，并怀着极大的隐忧。曾教我们外国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黄曾樾，因1946年任过福州市第一任市长等在国民党政府的从政经历，于1966年10月11日被造反派师生迫害致死于乌山路寓所。黄夫人甘贤及其在榕儿女，以巨大的悲痛冲破种种阻挠，据理力争，摆设灵堂祭奠冤死的黄曾樾教授。此前与黄教授相交颇深而结为挚友的先生，对此亦无所畏惧，尽管自己也面临政治困扰。在黄教授含冤弃世周年后过五天，即1967年10月16日冒险前去乌山路黄宅展拜骨灰。往日手足情深之谊，已成死生永诀之哀，深知无端受害，面对苍天却有悲难诉！在这伤悼亡友的非常时刻，先生与黄教授的其他至交一样，抱以侠肝义胆，向黄夫人与家属表达了痛失知己的怆楚心情和永恒怀念。
自此之后的几年间，先生同样在那场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中，遭遇一浪高过一浪的凶猛冲击。当形势渐次严峻时，为了尽量减少让造反派钻空子，也为了尽可能保护他人，尤其解放前就建立的一些社会关系中的故旧友好少受影响，先生痛下决心将所有相关信件、诗文、照片等，大都抢在抄家前付之一炬。后除了家里三次被抄外，还几番被丑化为“牛鬼蛇神”，挂上“反动学术权威”、“老奸巨猾的反共老手”等莫须有罪名的牌子，并加带高帽游校，甚至在福州游城示众。受监视审查过程，强忍打骂屈辱，却从不向家人流露，生怕为他牵挂担忧。每天迫于写检查，日子难熬，一次曾吃下大量安眠药想了结此生，发现后送往医院急救，造反派竟然对医生宣称这是违罪自杀的重点审查对象，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不能就这么让他死掉。经抢救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但刚刚苏醒过来，没有进行正常的必要的治疗，即又押回“牛棚”，致使精神上更趋恶劣，身体也埋下严重隐患。再往后被谴送到建欧南雅集中劳动，与此相距不远处，曾是抗战间南迁建阳的暨南大学校址，先生三十岁时追随他的老师何炳松校长到此任教，而二十七、八年后以接受劳动教育和思想改造的角色来到闽北这块留下年轻身影的土地，不知先生有何感慨？可是他的身心俱受重创已不言而喻，自建欧归来，渐感疲惫，随后病骨侵凌，卧床不起。最终以不足60岁的年龄，遗憾地走完了本不应该就这样匆匆走完的学者人生。
（六）
先生著述宏富，包括行世和已佚、现存的书稿约有二十多种，而他处世恭逊冲谦，学术上有成就则从不张扬。其人格魅力和学者风范，令后学感佩之至。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就以多种编著和译著，成为中国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从涉猎的学科门类看，有文、史、艺，还有经济学，涵盖面甚广，所以有关专书曾列传评价：“郭虚中教授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历史、文学、艺术诸领域均有造诣。”
在先生的编纂著述中，《白居易评传》是他的早期专著，1936年正中书局作为“国学丛刊”出了第一版，至1947年共出过宁、沪、渝三地版本。这是二十世纪最早的两本白氏评传之一，而且较另一本以更详细的评述成为这个时期同类著作的代表，至今仍是研究唐代诗人的重要书目。五十年代时，我曾在长安山文史地区图书分馆借阅过此书，从中获益不少。其余亦有编著《青年文学知识》和参与编纂的工具书《中山大辞典》，均由商务印馆于1937年和1938年出版，个人文学作品选《残余集》、《展怀诗词残稿》，1941年由青年文艺社出版。原已见出版书目的专著，如正中书局的《中国民族文学史》、北新书局的《中国战争文学论》、商务印书馆的《李长吉评传》等书稿，均散失于战乱。“文革”浩劫中，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著的书稿《刘知几史通研究》，也荡然无存。同时期批校的《史通》手稿，有幸得以保留下来，2011年汇同四十年代批点的《史通通释》选页，编成《展怀史通批校》一书，在纪念先生百年冥诞前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全书为线装本，共一函五册，书中先生用朱、蓝、绿墨笔，以蝇头小楷精心批注。媒体将此书的出版以“珍贵手批本问世”为题进行报道，中国剪报社《特别文摘》2012年第6期还专设“展怀国学精品展示”版面，用显要位置作重点宣传介绍。
因出词曲大师吴瞿安之门，先生亦是诗人词客和词学研究的专家，早年就在大学讲授过词学和词史。于赋诗论词之外，又是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现存稿本《词学研究法》、《中国词史概要》、《书法杂谭》，以及若干词选上的批识和碑帖中的题跋等，还将由先生次子郭天沅整理成《展怀词学论丛》和《展怀论书与碑帖题记》，连同先生的另一套文献汇辑遗稿《国学要籍叙录丛编》，计划陆续出版行世。目前通过刊印在2012年《特别文摘》第6、7两期和“展怀论书墨迹”纪念邮票上的《书法杂谭·用笔述要》部分遗墨、若干碑帖题跋手泽，已略可窥其书论与书艺风采之一斑。
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先生译著亦丰，影响很大。所译日本汉学名著，如
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发凡》，译稿完成时原著者特别为中文本撰写序言，1936年商务印书馆以“国学小丛书”出版，次年《华年》杂志还刊发专文评介。2007年日本名古屋大学青木文库，再度对此书的翻译作介绍，并首次展示了先生当时就译事回复青木的书信，2011年这封书信公开发表于《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的书中；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绘画史》译本，1937年在正中书局出版，先生之师蔡元培为之题写书签。此译本是研究中国美术史所必论列的著作，书中的《译者赘言》更被研究者广为征引，1992编入《中国美术史著选汇》之后，影响愈加广泛；193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文学研究法》，是先生具影响力的又一译著。其时国内的文学著作中论研究法的极少，而日本文学理论家丸山学，于这方面做了潜心的全面论述。研究文学史的赵景深在给弟子此书作序中表示：“现在郭虚中先生把丸山学的《文学研究法》译出来，真是值得庆幸的事”。从六十年代起，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多年里重印过10余次，且被指定为高校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其它译著，还有1940年商务印书馆本《交通经济总论》等。与散失于战乱的编著书稿一样，原定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书法史》译稿，也没能幸免于兵荒马乱的多难之秋。
关于史学问题的研究，先生亦有所论略。如《论唐代两税法》和《关于唐太宗的评价问题》、《关于刘知几史通的版本问题》、《关于郑樵的会通思想问题》、《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等，都是探讨史学诸方面问题的论稿。
2012年，先生百年冥诞之际，中国集邮总公司印制个性化纪念邮票共三组，先生的编纂著译，有11种书封被选印在第一组“展怀部分编著”的票面上，另两组是“展怀论书墨迹”、 “展怀常用篆章”。福建省集邮公司也编印了装帧精良的《展怀百年》纪念邮册，原邮电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刘平源写有序言。邮册内容主要是先生著述诗文等手稿的选介，图文并茂，又配有相关邮品。全册共10卷，“负笈东瀛”、“信札编著”两卷中选印的《中国戏剧概观》文章首页和《郭虚中致青木书信》原稿影件，都是近年新发现的资料。前一种为先生所撰论文，汉学名家高田集藏译成日文后，在昭和10年《同仁》学刊第9卷开始连载；后一种为先生1936年写给青木正儿的一封信，如上所述2011年编入《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由中国的大象出版社出版。书中收有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包括先生在内的15位中国文化学术名人的书信，是一部珍贵的文学史料新编。福建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义正发表纪念郭虚中先生的文章指出：“从日本发现的戏剧论文，尤其论学书信的公开发表，除了给他的治学生涯增益新内容外，更引人注意的是，以文史领域的近代名人身份，数十年后又再现于中日两国学术界。”
作者：林精华为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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