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与以前不大一样了，门口那条笔直的大道两旁相思树已经成排成荫。一九六四年我入学的时候，这么浓密的相思林只能在“五九山坡”见到。由校门口起一直上坡，上到顶往左转弯就到了“五九山坡”——这名目含着什么深意我至今弄不清楚——坡下有一块操场，操场四周绿草如茵，许多相思树就挤着身子站在这草毯上，密匝匝的。炎夏的骄阳，中秋的明月，也只能从密叶间筛进三、五点亮光。树底下终年绿幽幽，要是在校外，这好所在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但我们那时都专心学业，学校也规定在学期间不准谈恋爱，所以很少人光顾。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夜问进入这林荫深处，才会遇到成双成对的情侣。这，我也仅仅是耳闻；没有实地考察过。不过，想来是真的，因为在毕业分配时候，有的人填表格，说明栏里赫然写着同学兼爱人的姓名；个别高年级女生也已挺着大肚子在宿舍和膳厅之间的大路上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那是恋爱的结晶。
我们不谈恋爱，也不上课，大部分时间在“革命”。进学校一个月后下乡搞一年“四清”，“四清”结束，才上半年课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直革到毕业没有革完。有几位同学还莫名其妙地把命“革”掉了。一位姓洪，比我高一级，担任着学生会秘书长职务。人很秀气、文静，修长的眉梢稍稍向上挑起。我在市二医院病房看到他时，这眉梢下的黑亮眼睛永远闭上了。子弹从他眉梢穿进了脑子。旁边一位长得也很秀气的女同学红着眼睛替他揩擦血迹。我很惊奇，女同学杀鸡见血都害怕，她竟然不怕人血和尸体。后来才听说，她早已在心底深深地爱着他，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爱情表白。听说洪家里有老母亲，姐姐姐夫在部队工作。接到噩耗，姐姐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姐夫不愿意或不敢为他流泪。后来我们捐了一些款，说是赡养老人家的，不知道有没有送到。另一位牺牲者和我同姓，年级比我低。开追悼会时展出的遗物中有一本他仿写的毛主席诗词手书，模仿得很象，装订得整整齐齐，用这样方式表达自己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崇拜。听说，他的遗体埋在中文系后面的长安山。安葬的时候说是“烈士”，给立了块碑。不久，变成了“反革命”，把碑砸了。最后既不是烈士也不是反革命，但也再没有任何碑。“文化大革命”以后入学的新生大概未必知道这里长眠的是他们前辈同学吧，知道的只有还留校任教的老师。但黄算是什么样的牺牲者？什么也不是。既然什么也不是，还有谁去凭吊、去提起呢？
牺牲是难免的。林彪当时“教导”我们说，“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也觉得有理。我们班倒是没有“自损”。即使有时参加惊心动魄的“战斗”，也是“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有一位差一点回不来了。他有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是独子，父母视为命根，怕养不活才给起个女孩子名字。破“四旧”后，他给自己改一个非常响亮而又革命的名字了。他为了“革命”与上述两位牺牲者在同一场合，弹丸没有找上他，但逃回宿舍一看，白衬衫变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的血溅满了。一个女同学说：“马上脱下来洗，要用冷水，不要放热水，不然洗不掉。我们家被子上跳蚤血都是这样处理。”果然，很快洗净了。损失较大的是一次“绝食斗争”。有半班同学参加了，口号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绝”得顶真，象“红岩”中一样。饭馆就在静坐场旁边，没有去吃；有人端来葡萄糖水，断然拒绝。不用明言，大家都明确意识到：谁吃了东西，谁就是甫志高。终于，一个个饿得眼冒金花，浑身无力。目的没有达到，回到家里，倒赔了几头母鸡将养身体。那位女性名字的男同学也在。现在入了党了，前几年听说得了肝炎。还有一位绝食的组织者，现在已是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三年前胃病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当然，发病距当年已近十载，我也没有把握说是那场绝食斗争的恶果。
四年大学就这么生生死死、冲冲荡荡过来了，学到的书本知识当然少得可怜。但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印象还不浅。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讲党史的，他每次上讲台一手捏讲义，另一手必定端有茶杯。一个助教提着热水瓶跟在后面，给他倒了水就坐在教室后排和我们一起听他讲课。其它老师讲完课，回答完围上来的同学提的问题就走了。他讲完课还要召集团支部委员开会，要求干部组织我们认真复习讨论他讲的内容。“认真复习讨论”的内容我现在都记不得了，而他那稍逊于李太白先生的“太师磨墨、力士脱靴”的派头永远不会忘掉。我后来还经常对别人讲起。奇怪，竟没有人相信。
另一个是教文艺理论的老师。那时，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七三指示”、“春节谈话”贯彻了。老师要下来和学生“三共同”。他住到我们宿舍来，睡的床正好和我成曲尺形的头顶头。一进门就说：“我是来向受教育者学习的，你们不要叫我老师，叫老李就行了。”我们看他真的没有架子，衣饰随便，吃住随便，言谈随便，就“老李、老李”叫开了。
不久，文汇报开始批判 《 海瑞罢官 》 。姚文元作为一颗政治新星渐渐明亮起来。我们这些青年对这个“左派”虽然不无敬意，却了解不深。一个熄灯后的夜晚，全室同学都钻进了蚊帐，我的头伸过床去凑近李老师：“请问，姚文元何许人也？”
“他的父亲是姚篷子。”李老师回答的声音比我问话的声音低八度，也没有象平常惯有的那样雄辨滔滔地发挥解释下去。
是不是认为我爱读点鲁讯，对篷子其人不会不清楚？还是怕大声多讲会影响别人休息？过后我才悟出：都不是。是姚文元当时已炙手可热，李老师有点投鼠忌器。所以，这个不成秘密的姚氏家谱在我们学生辈中成了禁区，全班似乎只我知道。但终于扩散开了，文革中列为李老师“恶毒攻击革命左派”的一大罪状。我看到批判材料感到不解：这怎么是攻击？难道姚文元不是篷子所生？不是他生的是谁生的？知其母不知其父乎？知其父而不能言之乎？
反正有没有这一条都一样，总而言之，李老师进“牛栏”了。有一天，几个造反者押送一队牛鬼蛇神往膳厅去接受批判。从老干部的党委书记到人人不齿的老“右派”不分贵贱地鱼贯在一起。除了胸前牌子，每人都敲着一面锣或者其它会响的东西。李老师也夹在其中，低着头，似乎并不感到特别难堪。批判会开始，“牛”都押去跪在台前。不知是谁出了个搜主意，说是牛鬼蛇神的脸和人的脸肯定不一样，应该表现出面目可憎，狰狞可怕。就用墨水蓝水往“牛”面上乱画一通，成了京剧中牛魔王的脸谱。我发现，当粗而黑的笔触到李老师面皮时，象触电一样，脸皮马上通红起来。我赶紧转开了目光。从此，时时有造反者到李老师家查抄这个，勒令那个。师母一听见敲门声心就坪悴直跳，怕又是抄家的和抓李老师的“天兵”下凡。直到从“横扫牛鬼蛇神”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压力才轻了些，游斗、批判都不找他了。“李老师写的大字报有没有看到？贴在教工宿舍前面。”有一天，一个同学问我。我赶忙跑了去。个人署名，内容是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剪裁运用了学校里干部教师受打击的数字情况，没有红卫兵大字报那种高屋建瓴或者说盛气凌人的气概，却能说服人。我不禁暗下赞叹李老师归纳表述，训练有素。更赞叹他的勇气：被批判者敢于参加批判。
一九六八年底，斗、批、散了。我们有的去军垦农场，有的插队，李老师不知道下放到哪里去了。直到他调回原校我才有机会见到。一个星期天，三五个同学一道到了他家里。破破烂烂的厅堂连一张象样的桌椅都没有。他正伏案看书，见到我们赶快起身招呼、让坐，不改当年的平易。两把祖传的明清式木椅还结实，让我们坐了。那椅子腿长，后背直立，我们坐着腰要直，小腿与大腿成直角悬着，坐不久腰就酸了。我问：“你下放山区那么多年就没带回一点家具？人家是一套一套的。”他说：“我们书呆子就不懂这一套一套的。”话题转到当前文风，我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可那一套文风还在吹，李老师不写写文章谈谈这方面问题？”他说：“这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但非你我所能管得了的，还要靠长官意志，更大的长官意志才能解决。当年为什么有的人敢反长官意志呢？因为有更大的长官说了话。”看来李老师私下谈天，还有锋芒。
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几天，我又一次去拜访他。门口，师母正在洗黄瓜鱼。她告诉我，李老师买鱼去了。我转到鱼摊，看到李老师提个篮子排在队伍中间，挨着柜台看一本书。我走近问：“大学教师也学会排队了？”他笑了：“早就惯了。不排就没得吃，我又不会走捷径。人家看我老老实实，从来不‘插队’，常常推选我当‘监督’。”他见我眼睛盯着他手上的书，又解释地说：“每次排队都要好长时间，身处闹市看不了整篇的东西，就读些小段小段语录。”他手上是 《 别林斯基文艺语录 》 。他争分夺秒努力着。后来李老师忙乎起来，经常参加全国、本省的学术会议，培训青年教师，到处来约稿，来请他讲学。但听说，李老师升正教授报上去很久了，还没有批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