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情怀

大学的同学和老师(黄广通)

发布时间:2009-06-24浏览次数:644

        师大与以前不大一样了,门口那条笔直的大道两旁相思树已经成排成荫。一九六四年我入学的时候,这么浓密的相思林只能在“五九山坡”见到。由校门口起一直上坡,上到顶往左转弯就到了“五九山坡”——这名目含着什么深意我至今弄不清楚——坡下有一块操场,操场四周绿草如茵,许多相思树就挤着身子站在这草毯上,密匝匝的。炎夏的骄阳,中秋的明月,也只能从密叶间筛进三、五点亮光。树底下终年绿幽幽,要是在校外,这好所在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但我们那时都专心学业,学校也规定在学期间不准谈恋爱,所以很少人光顾。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夜问进入这林荫深处,才会遇到成双成对的情侣。这,我也仅仅是耳闻;没有实地考察过。不过,想来是真的,因为在毕业分配时候,有的人填表格,说明栏里赫然写着同学兼爱人的姓名;个别高年级女生也已挺着大肚子在宿舍和膳厅之间的大路上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那是恋爱的结晶。

        我们不谈恋爱,也不上课,大部分时间在“革命”。进学校一个月后下乡搞一年“四清”,“四清”结束,才上半年课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直革到毕业没有革完。有几位同学还莫名其妙地把命“革”掉了。一位姓洪,比我高一级,担任着学生会秘书长职务。人很秀气、文静,修长的眉梢稍稍向上挑起。我在市二医院病房看到他时,这眉梢下的黑亮眼睛永远闭上了。子弹从他眉梢穿进了脑子。旁边一位长得也很秀气的女同学红着眼睛替他揩擦血迹。我很惊奇,女同学杀鸡见血都害怕,她竟然不怕人血和尸体。后来才听说,她早已在心底深深地爱着他,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爱情表白。听说洪家里有老母亲,姐姐姐夫在部队工作。接到噩耗,姐姐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姐夫不愿意或不敢为他流泪。后来我们捐了一些款,说是赡养老人家的,不知道有没有送到。另一位牺牲者和我同姓,年级比我低。开追悼会时展出的遗物中有一本他仿写的毛主席诗词手书,模仿得很象,装订得整整齐齐,用这样方式表达自己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崇拜。听说,他的遗体埋在中文系后面的长安山。安葬的时候说是“烈士”,给立了块碑。不久,变成了“反革命”,把碑砸了。最后既不是烈士也不是反革命,但也再没有任何碑。“文化大革命”以后入学的新生大概未必知道这里长眠的是他们前辈同学吧,知道的只有还留校任教的老师。但黄算是什么样的牺牲者?什么也不是。既然什么也不是,还有谁去凭吊、去提起呢?

        牺牲是难免的。林彪当时“教导”我们说,“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也觉得有理。我们班倒是没有“自损”。即使有时参加惊心动魄的“战斗”,也是“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有一位差一点回不来了。他有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是独子,父母视为命根,怕养不活才给起个女孩子名字。破“四旧”后,他给自己改一个非常响亮而又革命的名字了。他为了“革命”与上述两位牺牲者在同一场合,弹丸没有找上他,但逃回宿舍一看,白衬衫变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的血溅满了。一个女同学说:“马上脱下来洗,要用冷水,不要放热水,不然洗不掉。我们家被子上跳蚤血都是这样处理。”果然,很快洗净了。损失较大的是一次“绝食斗争”。有半班同学参加了,口号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绝”得顶真,象“红岩”中一样。饭馆就在静坐场旁边,没有去吃;有人端来葡萄糖水,断然拒绝。不用明言,大家都明确意识到:谁吃了东西,谁就是甫志高。终于,一个个饿得眼冒金花,浑身无力。目的没有达到,回到家里,倒赔了几头母鸡将养身体。那位女性名字的男同学也在。现在入了党了,前几年听说得了肝炎。还有一位绝食的组织者,现在已是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三年前胃病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当然,发病距当年已近十载,我也没有把握说是那场绝食斗争的恶果。

        四年大学就这么生生死死、冲冲荡荡过来了,学到的书本知识当然少得可怜。但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印象还不浅。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讲党史的,他每次上讲台一手捏讲义,另一手必定端有茶杯。一个助教提着热水瓶跟在后面,给他倒了水就坐在教室后排和我们一起听他讲课。其它老师讲完课,回答完围上来的同学提的问题就走了。他讲完课还要召集团支部委员开会,要求干部组织我们认真复习讨论他讲的内容。“认真复习讨论”的内容我现在都记不得了,而他那稍逊于李太白先生的“太师磨墨、力士脱靴”的派头永远不会忘掉。我后来还经常对别人讲起。奇怪,竟没有人相信。

       另一个是教文艺理论的老师。那时,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七三指示”、“春节谈话”贯彻了。老师要下来和学生“三共同”。他住到我们宿舍来,睡的床正好和我成曲尺形的头顶头。一进门就说:“我是来向受教育者学习的,你们不要叫我老师,叫老李就行了。”我们看他真的没有架子,衣饰随便,吃住随便,言谈随便,就“老李、老李”叫开了。

        不久,文汇报开始批判 《 海瑞罢官 》 。姚文元作为一颗政治新星渐渐明亮起来。我们这些青年对这个“左派”虽然不无敬意,却了解不深。一个熄灯后的夜晚,全室同学都钻进了蚊帐,我的头伸过床去凑近李老师:“请问,姚文元何许人也?”

       “他的父亲是姚篷子。”李老师回答的声音比我问话的声音低八度,也没有象平常惯有的那样雄辨滔滔地发挥解释下去。

        是不是认为我爱读点鲁讯,对篷子其人不会不清楚?还是怕大声多讲会影响别人休息?过后我才悟出:都不是。是姚文元当时已炙手可热,李老师有点投鼠忌器。所以,这个不成秘密的姚氏家谱在我们学生辈中成了禁区,全班似乎只我知道。但终于扩散开了,文革中列为李老师“恶毒攻击革命左派”的一大罪状。我看到批判材料感到不解:这怎么是攻击?难道姚文元不是篷子所生?不是他生的是谁生的?知其母不知其父乎?知其父而不能言之乎?

       反正有没有这一条都一样,总而言之,李老师进“牛栏”了。有一天,几个造反者押送一队牛鬼蛇神往膳厅去接受批判。从老干部的党委书记到人人不齿的老“右派”不分贵贱地鱼贯在一起。除了胸前牌子,每人都敲着一面锣或者其它会响的东西。李老师也夹在其中,低着头,似乎并不感到特别难堪。批判会开始,“牛”都押去跪在台前。不知是谁出了个搜主意,说是牛鬼蛇神的脸和人的脸肯定不一样,应该表现出面目可憎,狰狞可怕。就用墨水蓝水往“牛”面上乱画一通,成了京剧中牛魔王的脸谱。我发现,当粗而黑的笔触到李老师面皮时,象触电一样,脸皮马上通红起来。我赶紧转开了目光。从此,时时有造反者到李老师家查抄这个,勒令那个。师母一听见敲门声心就坪悴直跳,怕又是抄家的和抓李老师的“天兵”下凡。直到从“横扫牛鬼蛇神”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压力才轻了些,游斗、批判都不找他了。“李老师写的大字报有没有看到?贴在教工宿舍前面。”有一天,一个同学问我。我赶忙跑了去。个人署名,内容是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剪裁运用了学校里干部教师受打击的数字情况,没有红卫兵大字报那种高屋建瓴或者说盛气凌人的气慨,却能说服人。我不禁暗下赞叹李老师归纳表述,训练有素。更赞叹他的勇气:被批判者敢于参加批判。

        一九六八年底,斗、批、散了。我们有的去军垦农场,有的插队,李老师不知道下放到哪里去了。直到他调回原校我才有机会见到。一个星期天,三五个同学一道到了他家里。破破烂烂的厅堂连一张象样的桌椅都没有。他正伏案看书,见到我们赶快起身招呼、让坐,不改当年的平易。两把祖传的明清式木椅还结实,让我们坐了。那椅子腿长,后背直立,我们坐着腰要直,小腿与大腿成直角悬着,坐不久腰就酸了。我问:“你下放山区那么多年就没带回一点家具?人家是一套一套的。”他说:“我们书呆子就不懂这一套一套的。”话题转到当前文风,我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可那一套文风还在吹,李老师不写写文章谈谈这方面问题?”他说:“这实在是个严重的问题,但非你我所能管得了的,还要靠长官意志,更大的长官意志才能解决。当年为什么有的人敢反长官意志呢?因为有更大的长官说了话。”看来李老师私下谈天,还有锋芒。

        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几天,我又一次去拜访他。门口,师母正在洗黄瓜鱼。她告诉我,李老师买鱼去了。我转到鱼摊,看到李老师提个篮子排在队伍中间,挨着柜台看一本书。我走近问:“大学教师也学会排队了?”他笑了:“早就惯了。不排就没得吃,我又不会走捷径。人家看我老老实实,从来不‘插队’,常常推选我当‘监督’。”他见我眼睛盯着他手上的书,又解释地说:“每次排队都要好长时间,身处闹市看不了整篇的东西,就读些小段小段语录。”他手上是 《 别林斯基文艺语录 》 。他争分夺秒努力着。后来李老师忙乎起来,经常参加全国、本省的学术会议,培训青年教师,到处来约稿,来请他讲学。但听说,李老师升正教授报上去很久了,还没有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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