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山培育了我的父辈，也滋润着我成长。我与长安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40 多年前我父亲刚脱下军装就戴上了福建师范学院的校徽，从海防前哨来到长安山求学，四年后留系任教。于是，还在我懵懂未开的童稚之年，长安山就留下了我蹒跚学步的足迹。在我儿时的印象中，长安山山道蜿蜒，小路崎岖，树繁林茂，满山苍翠中掩映着疏疏落落的灰色瓦顶，别有一番山野田园的味道。如今文科楼前的位置上曾醒目矗立过一座黄色的两层小楼，那是昔日的“教工之家”、福建师范学院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儿时最向往的地方。当然，小楼令我向往的不是它的飞檐、立柱，也不是它处于校园热闹的中心地带，而是那楼里有学校唯 一的一家商店，那里销售的美味糕点糖果常常令我垂涎三尺。如今遍布校园内外的大小商店尽管琳琅满目，却无论如何也勾不起儿时对“教工之家”的那种神往。
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随着福建师院岁月的消逝、福建师大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又随下放的父亲回到久别的长安山。小路依旧弯弯，树木更加繁茂，只是多了几分劫后的荒凉感。我们 全家在旧图书馆二楼中文系某教研室 10 平方米的斗室中安家落户，我们戏称它为“三合一多功能室”（教研室、寝室、餐室）。斯室虽陋，学氛盎然。我们全家老少围坐在办公桌兼书桌兼餐桌前，父亲备课，我和弟妹看书做作业，心无旁鹜，乐此不彼。我的文学梦想依稀是从那陋室中开始慢慢回旋升腾的。 80 年代的第一个金秋，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 我的胸前也戴上了福建师大的白底红字校徽 ——一如我父亲当年。从此，我便作为长安山的一名学子，日日在我儿时学步、少年时挎着书包上学的山道中穿行于教室、图书馆、 17 号楼（中文系学生宿舍楼）和长安山后山木屋（ 80 年代初我家住所）之间。也从那时起，长安山的小道开始逐渐变成长安大道，黄色的两层小楼“教工之家”也被拔地而起的十二层文科大楼取代。长安山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变得年青壮实和生气勃勃了。而在长安山的怀抱中生长的我也从长安山道上学步的稚童成长为在长安山学海中畅游的青年大学生。似乎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大学四年，我就早早涉足了编辑出版行当：我创办了年级文艺墙报《 百草园》并负责了年级《每周简报》三年的编辑工作，这些都似乎是为我日后从事学报编辑工作打基础。
我是长安山哺育的一名学子，我又自诩是孝敬长安山的一个赤子。大学刚毕业那几年，社会上人才奇缺，我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长安山，到党政机关去从政或到报社出版社当记者编辑什么的。我曾经犹豫、彷徨过，真想离开长安山远走高飞。但我对长安山实在太熟悉了，太留恋了，是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深情使我终于定 下心来扎根长安山，尽管我在长安山校园所从事的工作是那么平凡，甚至有几许单调和枯燥，但我还是逐渐热爱上我的平凡工作岗位，也许是因为我对长安山的挚爱才使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感情，终于不忍割舍。如今20载春秋过去，我从一名助理编辑到成为编辑、副编审直至编审并担负起编辑部的领导责任。长安山对她的忠诚儿女情谊不菲啊！
长安山是我成长的见证人，我也见证了长安山从不起眼的小山丘到成为东南教育学术名山的过程。得缘于我的工作岗位的特殊便利 ，20年来，我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这一学术窗 口上亲眼目送了许多青年教师怎样从初展羽翼的学术雏鹰到成长为在学术长空翱翔的雄鹰的历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如今已是长安山上支撑学术教学大柱的年轻有为的教授、专家。也正是得益于长安山这些赤子们的支持和努力，我和我的前辈、同辈们为之倾注心血的《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也从 一家普普通通的学术刊物成为在学术界影响日隆的“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等。是的，学报仅仅是学校一个普通的学术窗口。在全国许多更大 更知名的学术园地里，长安山的学者专家们也当仁不让种下了无数颗粒饱满的学术种子，它们的开花结果就构筑成如今长安山上顶天立地的三十八个博士点和四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等金 璧辉煌的学术大厦，它们是比文科楼、邵逸夫楼、田家炳楼等更加值得长安山的儿女们自豪和骄傲的圣殿呀！
历尽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长安山无私无畏深荷重负，她累了。于是，当新世纪晨曦初现的时候，阳光洒在长安山上，也照耀到大学城新校区。长安山有了新生的伙伴，她的学术教学触角开始向阳光灿烂的金山新校区延伸，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新天地。
长安山的儿女们，让我们共同为母校的百年辉煌而骄傲，也为母校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而深深祝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