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果是一支交响曲，定然会有低调、有高调、有和声……能为自己的生命配乐，那么生命本身就会迸发出光波和异彩，也会流曳出独特的旋律和韵味。当某段澎湃激越的生活经历让人 品出生命的真味，并因此而激活了内在的要素，逐渐形成为人生的某种情结，为个人人格的确立积淀了坚实的底蕴，我想这应该是生命中最值得怀想的章节……
我的大学年华，那短暂而漫长的四载时光，无疑的是最值得我怀想的节季。不言而喻，是这段特殊的经历奏响我人生的基调，弹拔我生命的音子符，铸就我自身的精神人格。可以说，四年大学生 活，是我的精神摇篮，或者说，我能真正成长并走向社会独立于生活是在大学这个摇篮里摇就的。
往事不堪回首。曾记得，我这个浸泡于海边村庄的乡巴佬，还在小学、中学就读时，是一个稚气未脱又玩皮捣蛋的野孩子，家父以非常严肃到严酷的方式来训导我，但年少无知毕竟未能开窍，加之出走于60年代初期，是国人饱受忧患的困难时期，既紧衣缩食又视知识无用，待已能进学堂读 书的年龄时，又逢史无前例的文革，能顺利入学己是一种幸运，尽管所读之书皆是革命化的语录或样板戏之类的东西，但比起那些无法求学的乡村孩子，总算多少能学到 一点东西。山于人性好玩又吊儿郎当，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得可怜。进入初、高中阶段，基本是蒙混过关，无心学习（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书可读）。时代的黯然失色和 本人的不争气，自然面临的前途是渺渺茫茫，谁也不会想到我会有美好的前程，连家父也常常训骂本公子“朽术不可雕也”，竟甭说那些乡下人，即便我中小学时代的乡村教师们，在他们的心日中，我只小过是 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不堪造就之“异类”。毫无夸张地说，那时我的心灵深处，尚是一张有待浓墨重彩或任意涂抹的白纸。
当呼唤知识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清醒的人们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恢复高考后，无疑的给许多有志求知的学子提供了天赐良机。1980年第一个秋天，我这个曾在高考战场上败北过的士兵，终于以较优异的成绩超越全国重点录取线而大功告成，命运之神总算给 予我一个惊喜的回报。那时候，能考上中专就算是一种重大的命运转机，考上大学简直是牛气冲天。尤其对于乡村学子，那是草鞋变成皮鞋，犹如喜从天降。当时的高考录取率仅占考生中的百分之一、二，不像现在录取率高达百分之六、七十，也小像如今时髦要以考上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为荣。说实话，当年人们还没有什么名牌意识，能跨进任何 一所大学都是同样OK和光彩的。
应该感谢生活的赐予、感谢父母的栽培、感谢良师益友的鼓励，我终于摆脱了愚昧和无知，以胜利者的姿态昂然走进了大学课堂，如愿以偿地成为80年代第一批大学生，录取我的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说到志愿，又有一段故事可以述说。记得那 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社会上犯有重理轻文的偏见，也许因为经过了太多可怕的政治运动，许多人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吃文字这碗饭，觉得吃技术饭会保险些，选择的余地也相对大些。本人却因为中学时代未能好好学习，基础知识有欠扎实，有点文不文、理不理的被虚悬在半空中，固然兴趣美术，但只懂皮毛，与城生的考生相对优越的环境和条件比较而言，优势自然大减，况且艺术类招生名额实在有限。选择报读文科并非仅仅只想选择中文系，因为在人们看来，文科生读财经有机会招财进宝，读新闻可以当记者编辑，读法律可当个律师法官，即便是读教育专业也可当 一个校长什么的。傻乎乎的我唯有迎合之，于是填写志愿时皆往这些热门专业靠，可最终还是进入中文系学习。看来，本人还是与中文专业最有缘。好在那年头，诗人作家的地位颇为崇高，其风头绝不逊色于当今的百万富翁。比从事文学更诱惑我们的，最好是能当 一名记者。但设有新闻系的大学简直是凤毛麟角，况且在福建的招生数往往只有一至二名，难有把握中选；而报读中文系，在福建仅有两所大学可供选择，即厦大与师大。于斯往事如烟如梦，而今想来，令人慨叹 唏嘘……
我终于怀着一种激动而喜悦的心清，从海边村庄转折至县城转车前往省城，以名大学生的名义迈进福建师范大学报到。长安山上蓊郁的树林，用绿色的微笑迎 接我，同时张开热情的枝从怀抱我，温馨的南风伴随美好的祝愿，让我的脚步轻快而自在地内韵为校园的节奏。我好像沐浴在一片充满神奇和美丽的光波色彩中，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我喜欢这个拥有长安山的校园，喜欢这个溢满了灵性、诗情和画意的地方。最令人兴奋的是，我能在这个知识和精神的大熔炉里重新锤锻和铸造。
八十年代前后，堪称是个追求知识、向往大学、尊重大学生的热烈年代，人们几乎是以崇敬的方式刮目相看。记得刚进大学的头一年，当我们佩戴着校徽出入于校园内外，何等神气，多少人投来欣羡的眼光。学校发来的校徽是白底红字，只有四个字：福建帅大，用的是毛泽东的 书法字体。后来，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学校亲自题写校名，又换成现在的样式。说句实话，当时那份感觉比如今许多高级白领或小资们正襟危坐在摩登大楼里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前要来得潇洒和自在。其实，我考上大学与批准赴澳门定居恰好是同一年，但我和我的双亲及亲朋好友皆一致认为选择上大学较理想。去澳门充其量只能当蓝领打工阶层啦。即便当时已有所作为、颇具盛名的书法艺术家三舅，抵达澳门后不也是从打杂开始然后再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而立足于那里吗？也就是说，当年申请赴港澳地区谋生者可能也无法尝到考上大学那份神圣的感觉。
我们80级属于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届、全国统考后的第 三届大学生，我所在的年级，分为六小班、两人班，除英语与体育小班上课外，其余课程皆以大班上课。大多数同学均是 60 年代初期出生的，小部分出生于50年代，个别的已经或在大学期间结婚。我所在班级的班长、同宿里的老大，算是老大哥了，班长是师范中专毕业生，已任教数年；老大是上山下乡知青，早已入党。他们与年龄最小的同学相差十来岁，但没有妨碍彼此间的心灵沟通和同窗友情。在我们这个年段的司学中，我排行基中，不大不小，起初没有什么人在意你，只是本人初入学时，满口地瓜腔的普通话，发音咬字不太清晰准确，不仅有碍于口头表达，而且还常常献丑，令人啼笑皆非。好在本人有点特长，擅长书法和诗歌写作，如闽南俗语所言：“瘦马有一步踢”，由是便逐渐引起同学们的关注。此外，我是“ 60 分万岁”的支持和拥护者，因而成绩始终不是最优秀的，只是不上不下而已，考试年代大都是死背硬记的，当时有人打了个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有此人虽是分数高手，能力却低下。我喜欢我行我素，有点儿散漫自由，最喜欢翻阅课外读物，也好标新立异，俨然如一头桀骜不 驯的“怪物”，似乎也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读懂自己了解自己本身就非易事，要求他人读懂了解自己更是一种奢望。遇上开放明智的老帅会鼓励我一番，碰到刻板守旧的老师，只能成为分数制度的牺牲品。好在我并不太在乎，唯有顺乎自然。不过，话得说回来，尽管在课堂上学到不少的东西，但实际能力、独立思考和自我定位只能靠自己日积月累、不断滋养和修炼。那么，我的知识资源到底从哪里得来呢？除了课堂以外，我想主要有三大方面：图书馆的浸泡，第二课堂活动的实践，个别老师的青睐、指导和影响。
好的老师本身就像部优秀的图书，让人获益无穷，不论是学识、精神和人格。我们算是幸运的一代，记得当时系里几乎调集和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来为我们上课。在我们中文系，当初有几个著名老学者，如黄寿棋、俞元桂、陈祥耀等教授，尽管没为我们上课，我却因为参与创办学校诗社而比其他同学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和当面请教，他们是诗社的顾问，常常会提些宝贵的意见并加以热心指导。正当年富力强的几个著名学者如孙绍振、李联明、李万钧、穆克宏、陈一琴、王维燊等教授，尽管当年还是讲师，他们的课却赢得同学们喝彩，或生动幽默、情趣盎然，或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或阐幽发微、观点新颖，或妙语连珠、娓娓道来……令人油然顿生敬畏之情。可惜的是，当时本人年轻稚嫩、心浮气躁，全然掂不出老师们的分量和才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个别老师对我在写作上、为人方面等所给予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80年代之初，是当代中国大学校园兴起创办学生社团的狂热期。在我主持南方诗社的工作时，因为需要组织、宣传、出刊等事务，我从中得到不少的锻炼，那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写诗编诗、出版发行、举办讲座等活动，则让我从中得益匪浅，并因此结识了不少诗人作家、编辑记者。记得当时我们诚邀了蔡其娇、郭风、何为等名家前来讲座，作为诗社社长，每次我皆得上台首先致词并介绍他们，面对台下众多同学们的目光，我上台的那种胆怯、不自在的神情至今依然眼前。临近大学毕业时，我曾被福建交通学校诗社的诗友们请去交流和开设讲座，可能平时耳染 目濡，有所训练，那次我的讲座还获得好评，该校诗社还用大红纸写了感谢信寄到系里，我自然也享受到几缕风光的美感。
书海茫茫贵涉远，学林处处藏奇珍。对于读中文专业者而言，图书馆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去处。课堂里的东西毕竟有限，有些也显得陈旧乏味，真正能吸引我们的，是外部世界纷至沓来的新信息、新动态和新理论。在这所不大闻名但历史悠久的大学学习，有一份自豪感是能置身于一个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拥有大量藏书的图书馆。一旦下课或自修课，只要有空隙，我就奔向图书馆，尽力搜索自己喜欢的东西随意浏览，尤其是期刊阅览室和资料室，几千种报刊杂志和资料如星光闪烁的太空任你遨游，那些释放自我封闭心灵的新思潮和纷披杂陈的佳篇名作，便成为滋养我心智和思想的精神食粮。
由于冬业、兴趣和爱好使然，我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学会爬格子，搞业余写作，为了多读书多思考多积累，我经常往学校的书店里挤，有时利用周末前往市内儿家较大的新华书店跑，只要有自己喜欢的书籍，都会想方设法购置。好在那时候读大学不用交学费，还可享受基本生活费的待遇，因此，家里如果汇款来，我大多花在买书上，即便成为一个书奴 ，也心甘情愿。我渐渐发觉自己买书爱书成癖的情结是在那时萌生的，记得当时举国上下正兴起美学热，我像初生牛犊似的也跟着瞎起哄，其实没有学到什么真木领，只是零零碎碎地读点这方面的图书，略知皮毛而已。殊知那时的一些新书，从黑格尔《 美学 》、《 朱光潜美学论文选 》、李泽厚《 美的历程》到《 美学辞典 》等等，都是非常紧俏走市的。有时听某同学转告某书店有某本好书，我二话没说就往书店钻，乐此而不疲，买到好的书自然喜出望外，倘若未能如愿则顿生遗憾，与发现自己已从一个不爱读书、游手好闲的野孩子一下子变成一个嗜书如命的傻小子，难免会为自己的这份痴情而晒叹。勤能补拙，可能是如此执拗和有恒 ，我大学毕业之际已在几种报刊上发表 30 多篇（首）的诗作或豆腐块短文，亦算一种收获。可惜可叹的是未能分配到一个如意的机构和单位，如是，又得折腾和拼搏，此属另一话题，再做分解。
那真是一个如饥似渴追求知识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奋发的年代，我们作为 80 年代的新一辈有幸地卷入这个时代潮中，光荣感与使命感在内心咯咯作响，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催迫和牵引着自己。试想，我出生于困难时期，从小学到中学在乡村能学到点什么？就在我身心同时发育并需要逐渐健全自己人格的时候，如果不好好地激励自己、挑战自己、把握自己，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大学年华，岂不枉费光阴，虚度青春？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难免生发无尽感慨。当我把这些经历或故事现身说法在许多人 面前，尤其是我妻儿而前，仿佛在讲述着一段远古的历史传说，谁能理解？今大我尽管也多少做点学问，但仅属于“野路子”一类的，这可能与我们这一代人在学问上先天失足，后天失调，多问题意识，少学理基础有关。
回首来路，走过从前，当我这颗不死的诗心依然葱笼在岁月的枝头上，并被生活烙上或深或浅的印痕。想起我的大学年华、我的精神摇篮，值得庆幸的是，我选择吃文学这碗饭和走文化这条路，固然辛苦，但总算有所收获，至今我已出版个人专著（含编著） 10 多部，在海内外获过许多奖，也逐渐健全了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而且发自内心默默地在自己生命之树上留下年轮……
哦，对于母校，我唯有以感恩的方式不断加以报答。因为她像我的心脏，是我真正成长壮大的摇篮。
庄伟杰，旅居澳洲诗人作家、书法家， 1984 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3 年获得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已有10多部著作问世。担任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 。现聘为国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华文文学、当代诗歌和文化教育艺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