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常有偶然的巧合，今年是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成２０周年的纪念，我自１９８６年５月６日赴比利时留学，至今整整２０年过去了。时间本身就在向人们述说着历史，今年是丙戌年，而我恰好出生在丙戌年（１９４６年），一个甲子的轮回，６０年的时间一晃擦肩而过，“我真的６０岁吗？”我怎么也不敢、也不愿去承认这一无情的事实。但不承认也丝毫抹不去时间年轮刻在你身上的痕迹，与其对时间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无奈感叹，不如沉静下来，对花甲人生，作一历史的回顾和凝思。六十花甲是人生的耳顺之年，我固然“不知老之将至”，但其原因决不是因为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而是到了这个年龄，所见所听，更知世道之微旨，阅历多了，感触也就不会违于心、逆于耳，能够说出自己最想说得话。
我出生在抗战胜利后一个兵荒马乱、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我呱呱坠地时，我们家为我这棵传宗接代的独苗而欣喜。父亲生于戊戌政变之年（１８９９年），晚年得子无比幸甚，但对一贫如洗、又有九姐妹的家道来说，我的问世则是造孽，因为在那饥荒的年代，大家都要争口饭吃，一些人有饭吃，另一些人必然就要挨饿，在中国历代社会的天平上“饥饿”的砝码永远重于“温饱”的砝码，历代的统治者不要说使天平倒过来，就连天平的平衡都难做到。在这种不平衡的天平下，我的生存是以鬻女育儿为代价的。我母亲亲口对我说过，“为了你能够活下来，不得不卖掉了你的一个姐姐”。对此，至今我还隐藏着一种难言的负疚感。中国人为什么活得总是那么的艰难？以至于为了生计，在旧社会人们谋求职业，他们的薪水不是以多少钱多少块大洋为货币单位，而是以多少斤的大米来计算。比如，为研制我国“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教授 ，他当时每月的薪水是１０００斤小米，１００斤等于一块大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人民刚刚过上有饭吃的日子，不久又逢自然灾害，此时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饱吃一餐。国家从１９５５年开始为每个人发粮票，它犹如系在人身上的“护身符”，须臾不可离身，走到哪里都要带到那里，是人们出门在外的“通行证”，是当时的“第二货币”。“有饭吃，吃饱饭”，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对生活的基本追求。
人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怀有各种的梦想，留学的岁月是充满梦想的岁月。１９８６年是我的不惑之年，我怀着学习更多的西方知识的理想赴比利时留学，当时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心中也有自己的“美国梦”、“欧洲梦”。但是到了欧洲，看到超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米和油可以一袋袋一瓶瓶地买回去，这对于我们还在用粮票和油票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中西方人民在物质生活上的强烈反差，使我把心中原来向往的“欧洲梦”“美国梦”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像西方人那样吃饭不用粮票的美好日子。
这是我留学后的第一个梦想，是最朴素、最低层次的梦想。什么是梦想，梦想就是离我们还很遥远、很难做到，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的东西，所以人才会有梦想。要让中国人有饭吃，吃饱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想解决而始终都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所以，“民以食为天”才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中国会有我梦想实现的一天的到来吗？我期盼着。１９９３年５月随着国家宣布终止使用粮票，我的梦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变化的一页。
不同的梦想是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的反映。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代表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平等、自由的心声。１９９０年５月我又一次出外留学，这次是到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波士顿。它与欧洲其它中世纪城市相比谈不上古老，但它是美国最早的一所大学——哈佛大学所在地，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之一。我就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访问研究。欧洲的古老城市往往以城市中心的“ｔｏｗｎ ｈａｌｌ（市政厅） ”和“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主教堂）”向外辐射，它与外围星罗棋布的教堂和城堡，形成欧洲传统文化的古色古香与绚丽奇特，给人以心灵上的历史沉思和视觉感官上的享受，令人如痴如醉。美国城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给人带来的是现代化的气息，美国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美国人与欧洲人在交通出行上相比，最大的差异是，欧洲人只要坐上火车，就可以游遍全欧洲，而美国人则无车寸步难行。工业革命给欧洲人带来的交通工具是铁路，其铁路网密度之大是美国所无法相比的，所以至今欧洲人仍享受着前两个多世纪工业革命的成果。而美国人则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现代化成果，它没有亦步亦趋跟着欧洲那样建铁路网，而是一下跳跃到建高速公路网作为连接全美各州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此，当我１９９０年春节驱车由波士顿前往佛罗里达度假时，我在旅游车油然又萌生出第二个的留学梦想：
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一样建起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把各省连通起来。
这是一个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梦想。中国东西南北，土地广袤，险山峻岭，中国做得到吗？有可能吗？中国有那么多钱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使人感到这是难以圆的梦。但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衣食住行”是首要的大事。中国人“食”的问题解决后，要向小康社会迈进，“行”就突出出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中华大地，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在变为可能。从我的梦想萌发，到今天整整１５年过去了，当时，我悲观地估计，中国至少要花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做到。可是在我花甲之年，这个梦想似乎并不遥远，已经是可望又可及的事情。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它正一步一步变为现实。连接福建省各地市的高速公路很快就要建成，福建山区路难行的面貌将彻底改变，届时到全省各地朝发夕至，让人们享受到了旅游的便当。
今天当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正在我们走来的同时，我很自然又联想起这样一个梦：
我们中国人会不会发展到有自己私家车的时代？
这是中国人改变生活方式，追求高质量生活的一个奢求的梦想，中国人难道就不能有这样的梦想吗?芽当然，不能说中国人就不能有这么一个非分的梦想。一个奢求的梦想，一个非分的梦想总是与时代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水准紧密相联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哪怕在今天，他们的生活水准还仅仅是一般的温饱，根本没有什么条件来奢谈什么汽车，这种的心态很正常，也很普遍。出于这种的心态，我在留学期间，产生了一种在今天看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想法。如果说，在看待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传统的文明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我还算是一个汲汲的追求者，什么东西都想看，都想学，唯独最不能接受的是西方人喜欢看汽车杂志，自己不想看，还对这些人产生一种鄙视的心理，认为他们无聊之极，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了最不值得看的杂志上。这种的心理并不是我对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孤陋寡闻，也谈不上对西方“异物”的排斥。乾隆皇帝在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曾经说过，“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当然，我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中国“无所不有”的想法，其根本在于中国社会经济极端落后背景下带来的不可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如果你融入了欧美社会，你就会把买车开车看成你在国外生活的组成部分，但作为中国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汽车并不是我们普通人所梦想的，把它看成“无聊”是很自然的事。十年多过去了，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梦”成了时尚生活的一个靓点，看汽车杂志，上汽车网，成了一部分人生活的组成部分，须臾不可离开。而我也从留学时对它的看不顺，到现在喜欢上了汽车，看汽车杂志。我希望今后宁可是中国的发展来改变我认识上的差距和滞后，而不愿使我的梦想永远成为幻想。
作为新时期的中国留学生，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是怎样站起来的，但我们确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在邓小平的旗帜下中国人在世界的舞台上，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怎样和平崛起的。在古代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本来就是双向流动，相互平衡的，既有中国走向世界，又有世界走向中国。但是到了近代，这种的交流被扭曲了，西方走向中国的是掠夺和侵略，中国流向西方的是哭泣和苦难。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东西方的天壤之别，更多的是让中国人带着“美国梦”、“欧洲梦”走向世界。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终于使文明史上的双向流动又开始平衡了，世界也开始带着“中国梦”走向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大循环。我们的留学生从以往带着“美国梦”和“欧洲梦”流向西方，现在他们又带着故乡的梦回来了。同样，带着“中国梦”，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了中国。
“中国梦”成为留学生梦想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林金水社会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