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麟斌
我之初始六庵老人黄寿祺授是在我刚跨进大学校门的1977年。这年,我有幸离开了插队近三年的建宁县,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长安山下这所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校深深吸引着我。这里不仅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源、浓厚的文化氛围,还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那时,福建师大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蛮声社会的专家学者,黄老担任系主任。经历了“十年动乱”浩劫后,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培育英才的责任感,提升教学的迫切感,在他们心中交集着、激荡着,蕴含着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在黄老的带领下,中文系的老师们齐心协力,鼓足干劲,狠抓教学,致力于培养真才实学的学生。黄老以其远见卓识亲自制订了一系列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把教学作为重中之重,使得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学生们进入了正常规范又充满生机活力的学习生活。
那时长安山下,弥漫着浓烈的学习氛围。我沉醉于长安山下的这一文学名府,如入玲珑宝阁,如饮琼浆玉液。时至今日,虽然已毕业30多年,但母校的培育之情,师长的教化之恩,仍使我难以忘怀。
在这些永远值得我们崇敬的老师中,黄寿祺教授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是一位敦厚、和蔼的老人,是一位严谨、正直的学者,更是一位乐育英才、 传道授业的大师。在此,仅谈谈我亲身经历的两三件小事,以映见黄老“高山仰止”的学识与操守。
那是我刚进大学不久的一天,师大中文系邀请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来给我们开设专题讲座,黄老亲自主持。他首先介绍了郑朝宗主任在中西文学研究上的突出成就,高度肯定郑先生深厚的学养与高迈的品格,并尊称他为“老大哥”。郑朝宗教授听后,立刻起身,谦让地对黄老拱手,道“黄老,您真是折煞我也!有您在此,我怎么担当得起。”两人互相谦让,温文儒雅之举止,谦谦君子之神采,让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深深地感动了。
1980年初我留校工作,从事组织人事工作,负责招生分配、学生管理等事宜。1979年底时,黄老已升任师大副校长。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校内上下都对黄老极为尊敬。由于黄老是民主党派人士,已届高龄,身体又不大好,而且高度近视,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因此,学校对黄老较为“照顾”,让他自便参会。但黄老却每会必到,从不借故缺席。开会的时候黄老总是很客观、很谦虚,却也敢于直言,不避讳、不虚妄,他身上体现着的领导干部遵章守纪、爱岗敬业的品行,流淌着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刚正不阿的禀性是多么令人崇敬,更是我们晚生必须认真学习的。
黄老的公子黄高宪也是福建师大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他在校的时候,成绩优秀、品行良好,毕业之时,完全有条件留校工作。但是,黄老出于身上的考虑,没有这样做,他不同意自己的儿子留在系里。结果,高宪被分到福州师专,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取,由普通教师当起,升为副教授、教授,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后又担任了副校长,得了今天的成就。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与高宪共事十多年,常从他身上看到黄老的影子。
我在师大人事处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给黄老送交有关文件和材料。有一次到黄老家里,我看着满屋子高高的书架、发黄的图书,心中求知的欲望被瞬间点燃,便斗胆就一些学识上的问题求教于黄老。当时问及的是关于《易经》的问题,我请教黄老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易经》就是算命、风水地理之类的东西,“十年动乱”以后,这种风潮又日渐兴起,街上摆摊算卦相面的越来越多,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黄老听了以后,马上很严肃很认真地对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偏激的。《易经》冠居群经之首,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而哲学是观察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方法论的东西,它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社会发展道理。但是,我们对于一门学问,还得辩证地分析。《易经》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命理、占卜之类的成分在里面。从这方面而言,它也是历史悠久、蕴意深奥的。我们要懂得辨识,要划清真知识与伪科学的界限。”他又给我诠释了一些例证。黄老于学术上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客观的立场、宽容的心态、广博的视野,充分地展示了一位学问大师的涵养与胸怀。同时,黄老还勉励我,如果对《易经》感兴趣,就要下工夫好好钻研。
他跟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北平求学时的一 些经历。他说,《易经》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当时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就是尚秉和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听课的学生是满满的一教室,后来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对着老师,在那里静静地听课。易学博大精深,首先要懂得传承,然后才能批判地继承,只有理解它,才会懂得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记得黄老写过这样一句诗:“只要生前能养志,何须死后枉寻龙。”这正是一个学易之人所拥有的处世智慧。
黄老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位无党派人士,但他一贯支持爱护进步学生。1935年7月,24岁的黄寿祺大学毕业。是年秋天,他回乡探亲,被留任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因为表扬进步学生陈子英作文能针砭时弊,激怒了县长张灿,被妄加罪名,遭受学校解聘。他常常鼓励表扬进步学生,总是在当局面前替学生说话,保护学生,被同事们号为“小钢炮”,甚至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位名叫叶挺荃的高材生,得到了黄老的倍加爱护。其实,叶是一位地下党员,后来为革命牺牲。黄老一生追求光明,积极上进,执著地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在70岁高龄的时候,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高兴地逢人便说:“虽然我已经70岁了,但我是党的新生婴儿。”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那些接受过严格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极为优秀的元素:坚韧、执著、崇尚真理。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是非曲直和真理谬误的要义,告诉后人该怎样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扎扎实实科研。黄老对我的启迪和教诲,令我终身受益无穷。当我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我一直铭记着这些良师的教诲,牢记着他们对我的勉励和启迪。
黄老曾言:“秋田经雨禾添实,老树当风叶有声”,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黄老的声音,传承他的学间,弘扬他的精神,实现他的夙愿,光大他的理想。
(赵麟斌,文学院1976级校友,原闽江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弦歌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