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君
在师大，若你有闲情，最好能到教学楼溜达一圈。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干巴巴的阶梯教室，有什么可看的呢？但你知道吗？知识与思想的潮水，就在这一间间教室中涌动着。你可以寻着古人遗风坐进古代文学的殿堂，也可以踏着跳动的音符坐进音乐鉴赏的殿堂，还可以追着数字符号的演绎坐进数学的殿堂……于是你发现，师大的精魂似乎化成讲台上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随着他们上下唇的自如张合，知识的奥妙沿着言语的通道输入每一只开着大口的耳朵，环绕心田。
也许在这样一间教室前，你会不由自主地止步，好奇地张望。从教室末排直到教室第一排，从靠近走廊的首列直到最后一列，都坐着挺直了身板、齐刷刷将目光聚焦在台上的学生。台上站着一白净丰腴的老者，戴着黑色方框眼镜，头顶上几缕自信的白发盘曲着，用着嘶哑中略带尖利的声调，向学生说道：
“你们要学会听我的观点、我的研究思路、我的方法……。”
我就是台下这不起眼的一个，从2015年9月10日晚上开始，永远用着仰慕、敬爱的眼光恭候着老者在每周四的晚上7点，准点出现在教室门口，徐徐而进，环视全场，张口讲课。偶尔有幸，眼光与其不经意地对视，仿佛窥见了他的80多年的智慧之光。
不用我说，你也定猜到，这显然是师大第一宝——孙绍振先生！
对学生：爱之深，责之切
初见孙先生，是在大一的某个下午，于旗山的名师讲堂中聆听他对三国人物的品评。尤记得当时场面的壮阔：浩浩荡荡的学生将讲堂每个角落都霸占了，不留一点余地。全场讲座下来，掌声不曾间断，我则第一次亲见了大学中求知的场面，仿佛大家都争着挖金，却又是找寻一种比金更圣洁的圣物。
而今，四年时光飞逝，我有幸以研一的学生身份，从容坐在教室第一排，看着这位永远年轻的老者，着一件清朗的格子衬衫，穿一双简约的运动鞋，在讲台上时而眉飞色舞、时而神情严肃。
孙先生受学生敬仰，在师大也是人尽皆知的，然而，靠的不光是他的名气，且就他80高龄仍旧给研究生上课这一事，便可窥知他的不一般。
“因为你们爱听我的课，所以我就来了”。这是孙先生坚持给我们上课的唯一理由。他能在讲台上站上整整两个小时，一气呵成地讲满一堂课，这除了硬朗的身体作为支撑以外，恐怕便是他那句话背后的力量在激励着他。然而，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腹中之物，并不是孙先生的风格。孙先生是唯一一个在课上当场看我们所写的文章，并激浊扬清地抨击我们稚嫩文字的教授。他能滴水不漏地组织起一堂课，前一个小时点评我们的文章，后一个小时，用他的说法——是见识见识他的才气，看看他怎么写同一个文本的解读文章。
然而，不争气的我们，狭隘、不严密的文字却是常常“惹”得他吹眉毛、瞪眼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调叫道：“怎么会这么写呢？我讲了那么久，你们脑袋中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怎么还根深蒂固呢？”讲到这，他的脸罕见地微微泛红，恨铁不成钢而又仿佛受到伤害的眼神，从方框眼镜后像一道最强烈的光线，射得你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准备接受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深刻教育。可是，他却又将语气一转：“说到底，这也不能怪你们！要怪就怪大学本科时那些不够认真的教授，尤其要怪北大的袁行霈，但其实最应该怪的是我，魅力还不够大，没能让你们早点吸取我的精华！”仿佛父母手中的棍棒刚刚高高地举起，却又不舍地轻轻落下，于是再次鼓起勇气抬头看他，眼神中带着柔和慈爱而又调皮的光，再次用着缓和的语调指点文章：“这样直接下结论是不可以的，要把你的逻辑演绎过程写出来。”边说边点着他那神圣的脑袋，以加强肯定说出口的每一个字。
但有的时候，学生交上来的文章的确质量太差，他也就毫不掩饰他那怒不可遏的心情，尖锐的两瓣嘴唇快速上下张合：“废话、废话、更废话！”一口气喊出了好几个“废话”，仿佛这样才能将心中之气一吐为快。“我如果不这样严厉地骂你们，怎么能让你们长教训呢？就是要让你们记住在课堂上被骂得这么惨，下次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说完，用手撩拨了下头顶上几缕冒着怒气的头发，稍歇一口气，接着说道：“写完文章是要反复修改的，不必要的话语是要删除的，简单地罗列几个观点是要不得的，观点之间是要有逻辑的，最好是层层推进的……”一连几个“的”，拉长了他那带有特色磁音的声调，课堂气氛从前面的零度，随之又微微沸扬，底下的学生忍不住被他这前后的反差逗笑，被批评的同学烧红的耳根稍微褪了点颜色，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拿起笔迅速记下每个有关“的”的写作教训。
毫无疑问，若不是对我们抱着强烈的期望，若不是渴盼着我们成长成才，孙先生不至于为这讲台桌上放着的小小豆腐块的文章时而微怒、时而发火。要知道，这是个80高龄的老先生，肯为我们上课已经十分了不得，还肯为我们点评文章，这背后对学生的无私之爱，从中可窥见一斑！
当然，偶尔冒出的过得去的文章，也是能得到他大开金口、滔滔不绝地赞赏的。很幸运，我的文章成了第一篇获得孙先生赞誉的文章。翻到我的文章时，他嘴角弯起一道欣慰的弧度：“一看这标题，就知道这文章达到火候了。”说完，手指着桌上的文章，把标题一念，微用力地一点头，拉长了起伏的语调说道：“要——得儿！”既而，像一个终于得到回报的孩子般，开心地笑起来，此后对文章的点评，也是力求从中挖出闪光点，找到值得肯定的地方。“我的劳动终于有回报了，你们当中终于有人脑袋开窍了！”点评完他满意的文章后，还顺带表达了他内心的喜悦。
在这一次次的点评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孙先生口中的“为文之难”。哪怕是孙先生这样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大师，写文章也是谨小慎微的，好像蚂蚁运食般，怕毁坏了得之不易的成果。从前，我从文学院老师的口中听到的孙先生是这样的：文章高产，随便在床边一坐，一篇文章就又出炉了。而孙先生则亲口告诉我们，他写文章也是十分不容易的，需要查证大量的资料，写完文章后要反复修改，哪怕是其中的一字一句都是诚惶诚恐，唯恐哪个地方出现了疏漏，这篇稿子就被编辑毙掉了。这让我心中深感震撼，像孙先生学识这般深厚的学者尚且对作文章一事如此恭敬，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就更加没有理由不好好精雕细琢、练好笔头功夫！
爱之深、责之切，是孙先生爱学生的自然流露。他从来不吝啬，总是力图将心中的东西掏心掏肺地传授给我们。每一次课堂上的点评文章，都是一位老先生师爱的彰显！
对学问：敢于抨击权威的智者
如果说孙先生对学生，是毫不保留的爱；那么他对错误的权威观点，则是赤裸裸的“恨”了。
9月10日晚上，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他就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师兄——袁行霈的那套机械唯物论批到九霄云外去了。从贺知章的一首《咏柳》开始，他先是搬出师兄是如何解读这首诗歌的，既而点燃他一概的豪情壮志，将袁行霈的解读从头到尾点起一把火，燃烧了个灰飞烟灭。“总而言之，全是机械唯物论！是反文学的！毒害了多少代青少年的思想！”光是批判别人的解读是错误的还不足以让人信服，待他批判完，长抒心中一口怨气后，便自信地用手撩拨了下头顶中央姿态傲娇的几缕头发，开始用他的真善美错位论、审美情感论去重新解读《咏柳》。
他把我们从所谓的“权威”中拉扯出来，带领我们到广阔的思想平原，去驰骋奔跑，呼吸自由空气，领略文学真正的美。孙先生的这项本领可不是浪得虚名，他是有真才实学的，故而有底气在学术界发言，在课堂上解放我们。而孙先生的真才实学与他的勤勉用功是不无关联的。
我们经常在9点下课后，送孙先生回家。好几次，孙先生反复向我们提及他的许多文学素养，都是在文革期间打下的。在那段被流放的岁月里，他没有颓废，而是看大量的书、广泛地阅读。而他看书又有一项异于常人的本领：过目不忘。被流放的黑暗日子在他那里，反而成了一段黄金时期，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并在崛起的那一刻，在文坛上发出他最强有力的声音。而今，孙先生因为年纪的缘故，记忆稍不如前，但他说：“我会坚持做笔记，来弥补记忆力的不足。”由此可见，孙先生的智慧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样内藏于心的智慧，也常常让他在各种场合应对自如，得以调动脑中的无尽资源。
所以，在孙先生的课上，即便坐上三四个小时，也定不觉得枯燥。他必定会在严谨的讲解中，以他独有的幽默之功，调动起心中的学识，加以风趣地“调情”，既而引爆课堂的兴奋点，让大家追随着他的思路，进入下一个兴奋点。
能发表著作的教授有之，但敢于抨击权威的教授却少则又少。孙先生是师大的标杆，每一位真正的研究者，都应当努力成为像孙先生一样敢于批判的勇者！
为人处世：“低姿态”的仁者
真正的智者，必定也是真正的仁者。这一点在孙先生身上也是十分明显的。别看孙先生一副藐视权威的桀骜姿态，但在我看来，孙先生的骨子里，有着儒家的血统，流淌着仁义之道。这还得从11月12日那天晚上的课上说起。
这是一个像平常一样既寻常又不寻常的晚上，因为晚上又是孙先生的课。教室里同往常一样，每个能坐的角落都坐满了人。7点整，孙先生的身影照例准点无误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迈着他仪态端严的步伐，走到讲台桌前时，只见他视线下移，双眉不经意地微皱，但又迅速地舒展开来，拿起话筒准备讲课。孙先生皱眉头这一个微小的细节，因我坐第一排，恰巧捕捉到了。我探身看讲台桌，空空如也，原来是没有椅子！尽管孙先生身体硬朗，但毕竟也是80岁高龄，怎能让他没有椅子站着讲完两个小时的课呢？意识到这点后，我悄悄冲出教室，去寻找椅子。
原以为不过一把椅子罢了，一两分钟就能处理好的小事。然而，我到各个楼层的教室寻觅了一遍，全是有老师在上课，自然不好贸然闯进搬别人的椅子。于是又到教室管理员处，然而管理员在工作也需要椅子，最后终于在楼管处找到一把椅子，我赶紧搬着椅子跑回教室。而这时，上课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
当我搬着椅子走进教室，轻轻将椅子放在孙先生身后时，孙先生回头一看，立刻用了惊奇且感激的声音说道：“谢谢！”在我坐回原位后，孙先生就这一件小事表达了他心中的感恩：“这位女同学发现我没凳子坐，就跑出去帮我搬凳子，我必须对她表示十分的感谢！因为没有凳子，站着讲课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这位女同学懂得去搬凳子，充分体现了她对一个老人的尊重，可见是个有素质的人。”
毫不吝啬地表扬完后，才继续他的讲课。临到9点将要下课的时候，让我十分惊讶的是，孙先生竟还惦记着我课前帮他搬凳子这件小事，再次对我表示感谢，并以他一贯的豪情，夸我日后会成为教授，向我投以肯定、期许以及感谢的目光。
我的心是惊喜而又局促不安的。惊喜是因为能得孙先生在课上表扬；局促不安是因为帮老师搬凳子本是学生的义务，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是每个在场学生义不容辞都该去做的事，何况眼前的老师还是一位80岁的老者，而他竟然对这样一件小事再三表示感谢。说到底，这件事再平常不过，完全不用这样三番两次、用力的表扬。而孙先生不然。我想，正因为孙先生是一位大师，所以他的胸怀博大到能敏锐地捕捉到每一件极小的善事，并挖掘到这小事背后的善意，然后又深刻地将它宣扬出来。更重要的是，他是以一位老师兼老者的身份，像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表示感恩之情，这让我深为感动。
一把凳子，两次感谢；一位老人的大情怀，一位教授对学生的低姿态，却在我心中树立起了品格的高标，指引着我：大师之“大”，在于学问，然而更在于品德、气节之大！我也在那一刻更深刻地读懂了我们的孙先生，他的骨子里流淌着“仁义”之道。
孙先生的“低姿态”不仅体现在为人处世上，更体现在做学问上。孙先生早期并不研究语文教育，但在目睹了语文教育的日落西山后，毅然将手中的笔转向语文教育的领域。学问即目的，在孙先生心里，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名垂青史，更不是金钱职称之光耀，而是出于内心深处对学生研究的原动力，是生命的动力，是言语的动力，是为了一份精神生命的传承。正是这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渴求，使孙先生一次次以热枕的情怀将生命投入研究中。这令我深为感动，这是一个怎样真诚热枕的至性之人，如飞蛾扑火般，将整个生命献于学术，但这个生命必将在学术这把火中越燃越旺，凤凰涅槃，为未来的语文教育界带去更耀眼的光芒！而这样一个学识丰富、著作严谨的仁者，他又是谦虚而不卑不亢的。尤其当别人将其研究视为臬极时，他反而不安，非得要有所被批判时，方觉心安。在孙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纯净的心性之光辉，这是一个真正的仁者！
《论语》的“述而”篇，有这样一句话，我想用来形容孙先生亦十分贴切：“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孙先生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仁智兼具的精神斗士！
2015年，恰逢孙先生80岁，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我笨拙的笔写不出孙先生独特魅力的一万分之一二，但仍要以此一小文，聊抒心中的深情与祝愿，愿如10月21日大家为孙先生办生日会的那天晚上，他在课上所立下的誓言：“下一个80年的今天，我与你们还要再相逢聚首一次！”
（蔡惠君,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