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情怀

校园剪影

发布时间:2020-11-06浏览次数:613

文/蔡健民


1960年秋,我考上福建师范学院地理系。学校在福州的仓山,仓山在闽江和乌龙江合抱的南台岛上。南台岛上有高盖山、桃花山和长安山,我们的校园在长安山南麓。

校园远揽高盖山,俯吻闽江水,僻静幽美。全校12个系分散在各片区,并不相邻。其中,院部机关在对湖路上,即现海军机关大院。化学系在原华南女子学院,即后来师大的校部,物理系、教育系与化学系相近,在上三路的坡顶,都是一色红砖楼,隔路相望。物理系内有一座竹棚礼堂,是全院开大会、听报告、看电影的地方,据说在全国高校是独一无二的,名气大、不寒碜,胡耀邦曾在这里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称它为“革命礼堂”。再远的是外语系、生物系。外语系在麦园路一座漂亮的有白鸽雕塑的楼里,后来改为仓山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而生物系则在进步路原德国领事馆内。艺术系在长安山岭后,有一条小路与长安山校区相通。

但是,最大片、最集中、最美丽的还是上三路的长安校区,有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教、体育等6个系及体育场馆、医院、校办工厂。教工宿舍也位于环绕在长安山周围的施埔、程埔头、马厂街、岭后街、对湖路、麦园路、进步路和乐群路等处。所以,一般讲“师院”,指的就是长安校区了。

福州在鸦片战争后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在仓山设过美、英、法、俄、德、日、荷等16个国家的领事馆。观音井洋行林立,而桃花山和长安山有不少小洋房,曾居住过外国人,也曾居住过许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这里绿树成萌、清新幽静、人文荟萃,素有福州“鼓浪屿”之称。

走进长安校区大门,笔直、宽敞的长安大道两旁耸立着挺拔的桉树和白玉兰树。北侧是校办工厂、医院和竹篷体操馆,南侧是体育场,西侧是教工之家、学生总会及教工宿舍。

“教工之家”是当年师院的地标性建筑,现在原址建起新的文科大楼,“教工之家”在体育场西边坡上,奶油色,凸字形,两侧为二层楼,中间为三层楼,右侧底层一间是理发厅,另一间是小卖部,当然都是教师消费的地方,教师讲究仪表,理发厅颇有名气。小卖部在困难时期卖过高价糖、高价饼、高价烟,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连走都极少走到那儿。有一次我们漳州三中的校友邀集,到那里买过高价糖。每颗水果糖1角钱,一个人买2颗,过过瘾,也算享受高消费了。中间的底层是邮电局,是学生寄信、领汇款,经常光顾的地方,三楼是舞厅,我们班曾在那儿办过一次晚会。记得我参加的节目是集体诗朗诵,诗是我写的,内容是歌唱野外实习。左侧的底层是新华书店,书店虽小,但这里的书品味颇高,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可是我那时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尽是站在书柜前翻阅,待太久了又自觉不好意思,就四周转转再回来继续看。多年来,我每隔两周就要到新华书店浏览一遍,看有什么新书;每到一座县城,必找书店;那年到台北,为了去重庆南路书店,还专门请个人活动假2个小时;退休之后,少走书店了,就订一份《文汇读书周报》来代替弥补,这个癖好大概就是当年在师院“教工之家”旁边的小书店开始的。

长安大道的路尽头已到达长安山的坡脚,在坡的上方有一座游泳池,现在是长安山公园。顺坡脚小路往右可以走到艺术院区。如果往左走,沿着蜿蜒的山路登山,穿过山腰的凉亭,在西坡可以俯视到艺术系的校园。继续登临到达长安山顶,放眼四望:远处五虎雄峙,旗鼓对列,若隐若现;近处闽江穿城而过,江中的木排、帆船、轮船,解放大桥和对岸林立的高楼依稀闪现,美不胜收。

长安校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是清一色灰白色苏式建筑,砖木结构,高低错落散布在长安山四周起伏跌岩的山坡上,以及山坡各层的台地上。楼的四周被相思树、木槿花、夹竹桃和李树、梅树环绕着,相思树滴翠,杜鹃花盛开。楼前绿草如茵,鸟鸣蝶舞,春天桃红映绿,冬天腊梅播香,可谓四季鸟语花香。

从教工之家爬坡上到第一层台地,是我们地理系、体育系的学生宿舍和膳厅,第二层台地是数学系的几栋学生宿舍和膳厅,第三层台地是数学系、政教系的教学楼。再往上的第四层台地比较宽敞平坦,分布着地理系教学楼历史系教学楼、图书馆楼和西坡的“清华楼”。为什么叫“清华楼”呢?原来,这栋楼从外面看是一栋四方整齐的楼,与别的楼并无异样,其实里而是依地势设计的上层大、下层小的三层楼房,形似青蛙,取谐音而名之,清华楼(青蛙楼)是上公共课、大课的地方。过了清华楼再往西走,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宿舍、膳厅与教学楼。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其实就在第一层台地和第四层台地之间来回奔走。

当年地理楼是典型苏式建筑,楼正中有4根大柱子,巍峨壮观,人见人奇。如今,师大已经搬到旗山新校区,新楼林立,绿地遍布,美景随地可拾,可是这座楼的风姿玉照却还在福建师大的《校园风光》里占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院搬到邵逸夫楼。

地理系与其他系不同,每个学期都要安排野外实习课,进行地形测量、地质、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综合研究、区划与区域地理研究等各种实际训练。平时,还得轮流值班到长安山上气象台观测、记录气象。野外实习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把它当做一种享受,心驰神往,毕生难忘。

入学初期跟我住同一宿舍的有林金田、吴文武,而王镇江、杨兆忠就住在隔壁,许凤祥、吕良彦、黄川竹他们则住在三楼。后来几经调整变迁,大部分同学之间都有过同住的经历,很是亲热。还有,同学中的杨素云是我的中学同学,庄秀娥、蔡碧儿是闽南老乡,黄永春和方贤忠在教室里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侧,而吴秀革、刘秀珍、王瑞来和陈乃中则坐在我的后面,这些是更邻近的同学中的“同学”。班级小,人数少,我视他们如同大姐大哥,他们处处关心我,大家彼此关心,互相帮助,切磋学业,取长补短,情同手足。

特别难忘的是,大学4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起经受过饥肠辘辘,瘦骨嶙峋,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岁月;一起种菜度荒,结下同甘共苦的情谊。

我们的基础课大部分在“四根大柱”地理楼上,公共课则是在清华楼大教室上,听课的学生多达几百人,要提早去占座位,迟点去要落座在后面,板书看不到,老师的话有时也听不清楚,甚至听错了。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还没有统编的教科书,不像现在有铅印的书本。讲义是学校发给我们的唯一教材,是系里请专人刻写蜡纸、用手工油印的。纸张又黑又粗糙,临上课时才由助教发几张,积累到期末一大摞,参差不齐,得自己装订成册。学期末,在膳厅前、宿舍旁常有师傅摆推为学生裁切装订,那就比较美观像样了。关于讲义,有几段趣话。

刚入学不久,我请假回家,长达一两个月,缺了不少讲义。返校后,我就到系办公室要求补发,竟遭何秘书的断然拒绝。我那时年轻气盛,诘问他:“我既没听到课,又没有笔记。你不肯补发讲义,那我还算上学吗?以后怎样考试?”何秘书答道:“缺课,你找助教补;笔记,你自己找同学抄;讲义不是教材,参考而已。”我不肯罢休,继续追问:“那么,交了学费和讲义费,何用?”何秘书大概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更没有过学生如此大胆责问过他,竟一时语塞,讪讪地答道:“讲义是由助教在上课前发的,一般没剩余;倘有一点剩余,也是他们收回处理的;我实在没有办法补发。”“那你早该这样答复我了。”于是,我愤愤然离去,连一声告辞的话也没说。

事已至此,我只好发狠心借讲义来抄了。想不到有一天晚自习,竟被谢在团老师无意中看到,他十分震惊,态度十分关切。不久,他就调去国家海洋三所。2007年,在地理系庆祝百年校庆的宴会上,我与他隔着几张桌子,47年过去了,他竟一眼就认出我来,并与我热情交谈良久。他之所以对我印象深刻,原来是与这个情节有关。

更有趣的是,我有一位同事曾悄悄地问我,你读的讲义刻得怎样?我很奇怪。原来他爸新中国成立前在某地盐局供职,新中国成立后长年失业,只好在家刻大学的讲义为生。地理系的讲义就是他爸挂名刻的,实际上由他代劳。事情这样巧,这世界也太小了。我将上面的故事说给他听,他笑着说“早找我,不就免得手抄酸了?”

上课既没有教科书,也不一定按讲义的内容讲,全由着老师讲他自己所备的课,且各有学术观点、特色与专长。我们就全靠听,全凭笔记,是货真价实的听课。下了课,第一要务就是对笔记,订正补充,这就占去复习的大量时间。然后再消化、理解、吸收。遇到不懂、不理解的地方就得求教于助教。一般人到此为止,算是读完了、掌握了。有余力和钻研精神的人,继续阅读授课老师所发的讲义。再有时间、兴趣与能力的话,就到院图书馆、系资料室借阅老师所开列的参考书,做卡片、笔记。当年大学的这种学风,显得比较自由、宽松,有利于独立思考,研究和创新,所学所思,受益不尽。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回味不尽。


 (蔡健民,地理科学学院1960级校友,

原福建省水利厅副厅长,来源《弦歌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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