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孙绍振

发布时间: 2016-11-18 访问次数: 378


陈希我


者简介

陈希我,作家。曾留学日本,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我们的苟且》、《抓痒》、《冒犯书》、《大势》、《移民》,随笔集《真日本》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获“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多次上排行榜。部分作品被介绍到法、英、美、日、新加坡等国家,及台湾、香港等地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其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日本《Iripusu》杂志称其为“中国的太宰治”


师母曾经对孙老师说:“你的学生神经都不正常!”至少是很多。比如我就不正常。那一年,还是大学三年生的我被孙老师推荐参加一个笔会,我竟在会上打起架来了。文人相聚,应该流觞曲水、弦歌盈耳,竟然动粗,简直斯文扫地。据说,笔会组织者因此给了孙老师一句评语:“有其师必有其徒!”

孙老师至今还喊冤枉,说他再怎么也不至于去动拳头。但据说孙老师跟人辩论,也曾经辩到挽起袖子的。即使不动拳头,他的语言也如子弹,他的思想锋芒更是咄咄逼人。有人说那仍属于斯文范畴,我却以为,一切的力量都是相似的。

身为“其徒”,孙老师对我的魅力首先是尖锐。我想,这也是他身边聚集着众多弟子的主要原因吧!他的弟子虽未必都传承他的学术领域,但几乎都传承了他的精神:敢于质疑,不信权威。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传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他参加各种会,每每言语尖锐、滔滔不绝,人家就不请他了,改请他的学生,不料他的学生们上场,也不差乃师。对体制来说,超出规范是危险的,所以孙老师欣赏的学生,每每没能如愿留校。有了一个孙绍振,再加上他那些学生,还不闹翻天了?领导有领导的考虑。

我大概算是孙老师学生中最不正常的。这些年,越来越多人说我发型也像孙老师了。我知道一是指卷曲。看孙老师年轻时照片,也是一头卷发,这让我曾经对自己的卷发洋洋自得。卷即是乱,头发乱,则昭示思想乱。什么是乱?乱就是不循秩序,乱才能发现逻辑破绽。若非如此,当年孙老师就不可能质疑几乎已经成为天条定律的“文学是时代精神传声筒”;二呢,是指稀疏吧。孙老师的头发是稀疏了,我的野草也正在荒芜。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老了,成了从内到外光溜溜的好老头,但孙老师的思维却不荒芜。我总想,我到了孙老师这种年纪,是否能有这样的状态?

初识孙老师,他的外表就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知识分子的外表也待兴,我常为我的老师们不像大学老师而感觉泄气。至少我觉得,一个教师,如果外表不佳,乃至猥琐,再如何学问渊博,也不会让人愿意接近。那时候孙老师颇有点玉树临风的样子,皮肤白晰,五官锐利。虽然也是一身中山装,但是尼的,黑色,笔挺。他来上课,在讲台上站住,就开始解钮扣。从最下面一颗解起,直到最上面的风纪扣。中山装敞开了,更像是西服。把严谨的中山装穿成洒脱的西服,是怎样一种境界呢?就是后来所说“酷”吧?抑或就是现在的“混搭”?我在中学时就迷恋西裤“混搭”工服,那时候还没有引进牛仔服,工服就像极了牛仔服。但是裤子必须是笔挺的,否则就真是“大老粗”了。美就在于“破”与“不破”之间。

印象中孙老师的课总是敞着中山装讲的,他的思想也从初露锋芒,到汪洋恣肆。他言语犀利,能够破开常规,说出不一样的东西来。那时他教的是文学写作,另有一个教新闻写作的,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写作就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未必只由于客观原因,即使是文学,至今还仍然有人讲得没南味没北味的,关键还是讲的人的思维。孙老师讲课时,时而讲起他们间的思想分歧,说完,他说:“人家是共产党员么!”大家哈哈大笑,心领神会。

孙老师的课总是让人期待,即使我满脑子反骨,他讲的内容也常令我震惊。我们毕竟是经过了长期僵化教育,并且合格到了能考上大学的程度。他讲“五官通感”,我惊异艺术居然可以这样搞的。我就在脑子里把五官乱搬动,恶作剧地让它们乱串通。大学毕业后,我被弄到一所中学,一次,在学校一再恳求下,我为墙报写了一篇“五官通感”的文章,其实就是直接截取孙老师的课堂笔记。他们看了,大跌眼镜,说竟然写眼睛能嗅,鼻子能看,这要让语文老师来改病句了。某领导还在背后说我:“什么才子,简直是神经病!”这是领导又一次说我是神经病,最初一次是因为我睡懒觉,不去上课。那时候我还比较脆弱,赶忙辩解,说这是我大学老师孙绍振说的。他们说:“你的老师也不正常!”我哈哈笑了。

在我的词典里,不正常是绝对褒义的。庸者的贬毁,恰是给智者的勋章。其实孙老师具有极精密的思维,听他说话,常感觉醍湖灌顶。曾经,学生陈成龙看了一本书,断断续续记了17个问题来请教,孙老师说:XX问题其实就属于XX的问题,XX的问题是属于XX的问题,用XX的理论一分析就清楚了。三下五除二,17个问题就解决了,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是否也算是不正常?关于孙老师,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据说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原稿是不分段的,整篇只一个自然段,《诗刊》编辑抓在手里,说:“这个孙绍振,怎么这样写论文!”后来我自己也写作了,常想,如果当初孙老师留心分段了,可能就没有那么汪洋恣肆的文章了。很多时候形式决定了内容。据说孙老师早年写作,很多时候不是坐在书桌前写的,而是在床头柜上、饭桌乃至卫生间,这里写写,那里写写。那是真写作。真写作的写作,假写作的摆谱。有时候内容就是形式。前一段时间,一个媒体拍我写作的地方,其实我写作的地方是极其简陋的黑屋子,换成我家的书房,宽敞而已,没啥好拍的。据说他们去拍作家阎连科的书房,也感觉单调。相比之下,某诗人的书房简直是博物馆,秦砖汉瓦,什么都有。这是诗人吗?这是马未都。我想,媒体要是去孙老师的书房,也是要失望的。总觉得像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书房应该很阔绰,弄个大班桌什么的。实际上,他的书房很小。没有秦砖汉瓦,没有名人字画,没有高山流水,但有堆得像山一样的书。这些书还不允许别人整理,一整理就乱了。他书房之外也到处是书。但是一个书房,有书就是美;一个学者,他的思想就是世界。

不摆谱的人是自由的人,所以不摆谱,是因为足够自信;有自信,无论是主义自信还是道路自信,就理所当然会给别人自由。接触过孙老师的人,应该都会感觉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用师兄谭华孚的话说:跟孙老师在一起,可以没大没小。曾经,我带上一个写作的朋友去孙老师家,那人紧张得要命,见我跟孙老师瞎扯,以为我了不得。我说,哪里是我了不得?要是换成别人,我也扯不起来。当然我也不会去那样人家里,何苦自投囚笼?

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至今想想,孙老师帮了我不少,我也没怎么答谢他。这里难免有觉得他既然自由,我就趁机也自由了去的心理。但有一次,因为我儿子的事请孙老师帮忙,想来想去,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再装不懂世故了,就提了水果去,结果被孙老师批评了:“你这个人不讲规矩,怎么也搞规矩这一套!”不讲规矩,是我在孙老师心中的定评了。我想,当年正是我的不讲规矩,才被孙老师瞄上了。他看了我的小说,很惊异,怎么十几岁年纪,就把世界看得如此黑暗?他当着全体同学说:“我在北大读书时没有这样。”这似乎是实话。北大,即使是当年的“右派”,也大多是希望这个社会好的。我印象中他还说了另一句,说我“天生就是作家”。我虽然天生狂妄,但也不敢觉得我就天生是作家。孙老师给学生打成绩,是会打超常分的,比如在100分制里打105分。他认为看准了,就该充分肯定。这使得我当老师后,也常给学生打高分。道限高的老师鼓励学生,道限低的老师吓唬学生。其实,好孩子是鼓励出来的,贬压孩子只为了抬高自己。孙老师的肯定,极大地激发了我,我也就越来越规矩,越来越狷狂了,用我父亲的话说:你越来越像孙老师了!

后来想起来,我很幸运在青春时代遇到了孙老师。他是一盏灯,让我在下水文学之初就看到航线,这使得我能够在写作上走得很远。对学生,孙老师常是一座灯塔。很多老师可以给学生知识,但不能给学生方法;可以给学生方法,但是不能给学生思想。没有思想的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不久,因为偶然的际遇,我谈起我30年前的一篇小说,对方说:那可是比“先锋小说”更早的“先锋”。其实对我来说,“先锋”根本不是问题,前方有灯,必然向前。难道会弃明投暗?一切的写作都应该是“先锋”的,难道有“后锋”的写作?先锋是正常的,不先锋才是不正常了。

当然这是写作,不是生活。这里有个问题:写作和生活不一样。不正常让写作得益,但却让生活致祸。国家不幸诗家幸,幸了诗歌祸诗人。那时候因为写作,我的生活更加凌乱起来。我父亲担心了,告诫我不能用文学方式过日子,但是我已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大概孙老师也觉得不妙了,把我找了去,对我说:“这世界还是有美好的东西的!”我简直惊异,这怎么可能是孙老师说的话?他竟然劝我也要用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孙老师收到来自多方的爱意,不管他是否接受,但是被爱就已经足够了,爱能把人的心变得柔软。真理是冷酷的,但是爱却高于真理。许多年后我自己也尝到爱,我这个魔鬼甚至有当圣徒的冲动。我想,那时候孙老师对我也是转换了角色了,从一个教师,转换成了父亲。教师对学生,期待的是杰出;父亲对儿子,首先想的是安妥。许多年后我自己也有了儿子,并且我这儿子,用孙老师的话说是“报应地像我当年一样”,我深刻理解了当年孙老师的一片苦心。当然,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孙老师怎么变得如此正常?我甚至觉得他的观点庸俗,他在妥协、投降。他跟我说如何为人处世,我反击他一句:“你会说,你也做不来!”是的,其实即使是孙老师自己,也未必能饯行得了他说的那种世俗的道理。几年后,他的我行我素还招致了批判。那种世故,我们不是不懂,只是做不来。做不来,就守住了底线。

不知孙老师曾经多少次为了他的学生,回归到常态。曾听林茂生说过这样一件事,林茂生是他留校留成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对学校体制不满,就在自己宿舍门上贴对联反抗,跟校方剑拔弩张。一个小助教,明显要吃亏,孙老师去劝,索性自己上去把对联揭下。对学生,孙老师就像一棵大树。有的老师学问不错,但为人苛刻,甚至不肯拔一毛以利学生。在他70岁大寿时,四面八方来了众多学生,包括从广州和北京,我想很多教师虽然桃李满天下,却未必能做到。有时候他是犀利的老顽童,有时候他是通达的长者。他是学者,是老师,是名人;又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大多数人不能两类身份都做得好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属于传统的,他的批判与颠覆武器是启蒙话语,他的手术刀是辩证法,他的美学结构是古典的,他的“危险美女”只在纸上。其实,关于孙老师当年在讲台上的情景,我并没有描述完整:课上完了,他又将扣子扣上。从最上面风纪扣扣起,扣到最下一颗,然后走出课堂。

毕业20多年后,孙老师对无法无天的我又做了一次矫正。我考上了他的博士。我一直思维天马行空,言论上自然也无所顾忌。我是写小说的,小说家就是自己小说的王。但搞研究不是。这么一个疯子竟然读博,让一些人疑虑。孙老师明显也担忧了,第一次给我上课,他就严肃告诫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你的观点得建立在资源上。我质问:孔子呢?“孔子可以,亚里斯多德可以,你不可以!”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他是在给我下猛药。那以后跟孙老师说话就辛苦了,我说出什么,他都要进行推敲。但他是对的,作家不是可以到处撒野的。既吃这碗饭,就得有吃这饭的本事;即使是反对,也得有对手的本事。

孙老师告诉我,其实他最初也毫不在意什么规范不规范的。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是不讲究这些的,那是一个倚仗才情的时代。90年代以后,才情被豢养,讲究规范了,老老实实也可以当学者了。孙老师的文章也规范了,但仍然才华横溢。这里有个问题:规范不是囚禁,接受不是投降。他的文章不同于“学院派”,他没有兴趣亦步亦趋。他看到了霸占学院的摸摸索索的理论在解读文学文本上的无能,竭力让研究回归到对文本的解读。这是需要真工夫的,别拉大旗做虎皮,别挟洋自重,别耍嘴皮子,真刀真枪上来干干。他俨然是学院的“异类”,但这恰是研究文学的正常之道。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校报2013-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