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抒怀

像潮水一样漫过(外一篇)

发布时间:2014-07-01浏览次数:1253

 

 

像潮水一样漫过(外一篇)

 

朱以撒

 

大学生活结束后,我留校任教。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桌子上睡了一段时间,汪文顶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现代散文研究室去工作,给系主任俞先生当资料员。这份工作无须坐班自由度大。想想这一段时间,人总是在一个位置上坐着,整理文字卡片,腻味透顶,又不能在台面上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时间长了,没有不被扭曲的。就我知道的许多生性灵活的人,坐班坐坏了性情,年纪轻轻已是老气横秋,连行路的姿态都显出了死板。这样的人生,当然与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相去甚远。

我马上就答应了,真是天下掉下来一个好机会。

一个仲夏的夜晚,月明星稀,汪文顶带我到乐群路14号的文园拜见俞先生。这一带坐落着许多旧日小洋楼,都是当时的官僚或者传教士建造的,俞先生自然不会是别墅的原主人,只是寄居。入得门来,自成一格的庭院,砖木结构,质朴典雅,月光之下,树影斑驳,可视为养生的好去处。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清室内的结构,由于年深日久,已经显出苍老之相。俞先生深目高颧,清癯简净,只是很简单地和我说几句,表示欢迎,便转向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倒是师母的柔和眼神消解了我几分拘谨。晚年的师母依然清秀优雅,我想一定是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才能培养出这般的气质,小家碧玉是断断不能如此的。后来,师母的名字让我更为惊异,名曰“破奴”,而她的妹妹,则名“解忧”,这都引起我无端的联想。

我每隔一段就到文园去,俞先生把需要查找的资料大要标在纸上给我,让我从书堆里将其钩沉而出,复印装订。它们大都是一些序、跋,寻找算不上困难,只是需要耐性。有时资料过多,俞先生一时未能读完,也就不再给我布置新的任务,这段时间也就由我自由支配,看我喜爱的书,偏嗜趋于古典的、艺术的。比较而言,我对现代文学实在是提不起兴致,尽管这个时段出了鲁迅、林语堂、周作人,也出了萧红、林徽因、谢冰心,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这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时段、一批人物,倾心投入,持手不放,一时说不清缘由瓜葛,却任情而往,眼看就收不住了。

我对俞先生抱怨道,能否让我直接进入书库自由翻动呢,老在窗口“点菜”也太被动了。俞先生伸手把我的借书证拿过去,写下几行小字:“朱以撒同志是我的助手,领导上派他协助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在查阅图书馆资料方面请给予方便。”有了这几行字,进出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近百万册的图书尽在我的眼下,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进入时的眩晕,排闼而来,心胸堵塞,越往昏暗的深处走,越是有一种不知何往的惊恐。过不了多久,我的眩晕就平息下来,熟悉了其中的门道路径,分类编号,下手一个准。除了更快地完成俞先生交代的任务,更多的时日我就埋在古旧的字帖里畅读,靠笔记也凭心记,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大概是哪位老先生看到了,对俞先生说过,或者是俞先生和我交谈时发现了我的分心。他和我谈现代散文时,我是有一句没一句,而我对俞先生描述书库深处有那么多古旧宝贝时,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俞先生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人一起来谈书法吧。

一个助手和导师从事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心事不一,说起来是很危险的,是一个大忌。有位老先生就是这样,把那个我行我素的助手打发走了,以至于后来都过得不好。

我不知俞先生在他的微笑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不满。

应该庆幸,大学毕业后遇上了俞先生,给了我这个略带散漫的学生一个自在的空间。

俞先生找我谈话了。他的思路超出我的意料,让我惊愕不已。他说:“喜欢书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中文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开设书法课,师范大学的学生写不好字怎么行?这学期新生入学后,你就给他们上这门课吧。”

这时,我如果冲动一些,真要上前紧紧地抱住俞先生,表达我内心的快乐。

后来,在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才知道,开设这门课也不是那么顺利……俞先生总是这样,不大声言语,言语中微笑,语速缓慢平和,却有风骨在言语的内部支撑着。

俞先生给汪毅夫说过:“像以撒这样的人,我是要保护他的。”

我开始忙碌,这门课程使我全力以赴,有一种开创性的乐趣。俞先生又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助手,我远离他所研究的那个方向了。

1984年,我参加《文汇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一幅小楷在50000多件作品中被评委相中,拨的头筹,并得以免费游玩沪上一周。回来后到文园,俞先生和师母已从媒体上得知,高兴之至,原以为小打小闹,不意弄出这么大动静。这当然也助长了我的脾性,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审美方向,还有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许多艺术样式是需要合作的,而书法艺术则强调独立而为,以单干为乐事,沉醉于那个泊然无染、空无幽渺的世界里,渐渐就如脱缰之马了。那些日子我到外地比较多,有时是讲学,有时是办展览。一个人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每一天都觉得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空间中没有栅栏,任凭翱翔。却想不到,有时就疏忽了那些用来制约人的纪律。俞先生说:“请假总是要的吧,免得别人说话。”俞先生总是这样,说话不急,声响不大,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也使我十分受用,感受到他的苦心和爱护。相反,我更多地见到一些资历、学识浮浅者的声色俱厉,有如横空出世,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俞先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待我,引我到正统的轨道上而不过度地偏离。他说:“你可不要遗世独立啊”,或者说:“随和一点不好吗?”……

俞先生总是很忙。中文系为一校之大系,不同资历的人, 的需求,大到评职称,小到排课,既有关乎中文系的大事,也有纯属鸡零狗碎的小事,忙完回家,已经有人坐着等待了。那个时代的中文系是个清水系,无车,少饭局,绝不像现在,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供打发。俞先生总是举止安和,如同斫轮老手,刀斧之下了无痕迹,佝偻着腰走回去。在文园,看着他斜靠在晃晃悠悠的躺椅上说话,我想到了“指挥落定”这个词。我的疑问是,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为何不单纯从事学术研究,而要进入管理层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母不止一次向我抱怨,俞先生的身体都是为系务操劳而每况愈下的,并且告诫我引以为戒。我告诉师母,除了做自己喜爱的书法研究,行政上的事务我毫无兴致。师母大乐。其实,俞先生除了系主任一职,社会上还有许多职务,譬如他是省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曾经这么说过:“如果要加入党派,40岁之前你加入共产党,40岁之后可考虑加入民主党派。你是否有意,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这一年我已跨入40,显然,俞先生希望我考虑他的建议。我表示无意于此道。我喜爱简单,倾向无羁绊少瓜葛的寻常生活。俞先生一时无语,良久才说:“也好。”我喜欢的生活与俞先生些微不同,学术研究,尽管案牍劳形,毕竟是倾向于自己,撰写一篇论文,一本论著,都是个人成果的体现,是纯粹私人性的。行政上的地位固然能给人带来利益,但是是也把一些不快乐的情绪带回家中,带回梦中,不得安宁。对于俞先生而言,声名早已确立,薪水也是最高一级,生活素来清淡,理应在研究生上点小课之外好好安养,这也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时的俞先生60来岁,还来得及。我只能说,俞先生乐于公务忙碌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宋史•欧阳修传》中这么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俞先生已越了小我之思。否则,如他所陈,“解放后前30年,我挨斗的次数数不清”,早就心灰意冷。有一些人看透世相,超然物外,自得逍遥,全然不肯复出,怎么会像俞先生不顾念自己老树苍颜,为振兴一个系,楼台再起。有几个傍晚,我在校园闲逛,见他佝偻着腰往家里赶,寒风掀动起他灰色的衣襟,形影单薄,我记起了曾国藩所说的:“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俞先生还是很倾向于家庭生活的,只不过如今为了“偶然之事”,折腾得如此疲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到文园,师母一定要让儿媳妇端一杯牛奶,二三蛋糕,看我吃下再慢慢说话。有学问的师母提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在家中主持。她的优雅平和潜伏着干练,言语中透露着对问题剀切的判断和分析,甚至比俞先生更直截了当。俞先生的身体是师母最为关切的一个方向,健康向上是第一的,余下才是其他。一个被真心养护起来的身体,还是敌不住年复一年的劳累,这种冲突,如果俞先生不停下来,也就成了师母难以解脱的忧虑。会议如此之多,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才可以解决。开会成为一种惯例,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疾患。俞先生也习惯了开会,他坐在台上,第一点第二点地开讲,我则坐在最后一排,象征性地听一点,也许闪烁着就不知去向了。在不少会议上,我都是有头无尾的角色,几十年过去,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生长。师母与我有同感,对于开会抱有厌烦心态,她会说:“俞老师还没回来呢,还在开会、开会。”师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察那扇木头门的动静,是开会推迟了一家人的晚餐,她在等待一个经过开会而倦意十足的面容。

同在一个系,俞先生有事找我,还是惯常地运用写信这一形式。这大概也是老文人表达的习惯,动笔毕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同时也更显得庄重。俞先生的笔迹隽秀修长,是慢写而成的。他这么写道:“时间过得快,莆一中校庆时我曾要你为我写一幅祝词。我去莆田开会时,看到这幅颜体字挂在校会客室的醒目处。这次校友会又约请,不过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已是大都督了,故这次还是挥毫自成一体并署名,这样就更珍贵了。希代劳之感,不过多次麻烦你,有些不好意思……现在正是风正一帆悬,前程康庄,这是我最高兴的。”这般文字,也只能出自俞先生笔下。从常理上说,一个前辈对于晚辈,是无须如此客气的,就像现在我对手下的研究生,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言语的分寸落实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说起来也就是修养的厚薄和格调的雅俗,还有气度、胸怀等等因素的差异。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半生蹭蹬,还继续持有古风,持有对美善的向往,真是破镜不改光,花死不改香,称得上有境界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良好的天性,平时可能看不见,它隐于内,忽而有如阳光大面积地倾泻出来,接受的人感到了其中的温度。一个勤奋不懈的学生追随导师,最终可能真的获得了治学的技巧、方法,称得上通晓了做学问的玄机。可是风度、气质呢,也许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成。这一类精神方面的韵致,可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后天养起来的,却都存在着难以言说的隐秘的呼应关系,从而区别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

“斯文”。要不,先逼近这个字眼吧。

俞家也有很开心的日子。俞先生在文园摆下宴席,通知亲戚朋友,也通知新老学生。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二季,和气融融。客人陆续到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俞先生过生日。有几位客人我也认得,他们是我大学时的老师,俞先生早年的学生。年轻的一拨人,如汪文顶、汪毅夫,就可称之为师兄弟了。一茬一茬,由新而旧,此时相聚一堂相互印证,才感觉许多日子随风而去。俞先生从华侨大厦请了一个大厨,施展才艺,使每一盘菜都如一件艺术品,精美细致。年长者那一桌谈往事话蹉跎,最终就是关注身体互赠珍重;而这一边,不免大口喝酒,大声说话,不免口无遮拦任意捭阖。师道还是有尊严的,但是师道尊严中委婉、温存的那一部分,往往是学生最易感受到的。无须言说,也许是一道眼神,一缕微笑,一个姿势,身心都荡漾开来。俞先生有一篇散文《我与以撒》,里边有一段话令人久久不忘:“在40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中意的学生,我赏识他们的才华,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在一轮一轮的批判声中,把旧欢化成新怨了。”回味起来是很让人感伤的,是什么使亲近的学生本性中不良的那一部分滋长、膨胀,结出邪恶之果?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除了外力的不良灌输、怂恿、诱惑之外,内在的盲从、愚忠也折损了正常的判断力,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一个人在潮流的边缘,他是会看得清楚一些,不至于狂热追随席卷而去。任何交往,缺乏朴素、真诚、自然和率直都是不可靠的,在什么基础上交欢、交恶,对于人的本性都是很严厉的拷问。我读吴宓的日记,他这么记录了陈寅恪:“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任务,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既然常人难以企及,那么,其中的不降志,不辱身,应该成为我的向往。

俞先生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笑着提议:“下次咱们就不在家里了,让毅夫找一家大酒楼,让以撒给他们写一幅字,换两桌酒席如何?”众人表示赞成。此时,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文园蛱蝶穿花,枝上凝翠,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文园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也许大家与我都在想,我们和俞先生的前面,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足以慢慢享用。

俞先生的身体总是不太好。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虽然清癯,但目光炯炯有神,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抱病的老人。疾病给人难以排遣的痛楚,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使人失去尊严。俞先生从未与我谈疾病这个话题,我也就不打听,因为我也是忌讳在这方面表达。老式文人的喜爱清洁、整齐,在俞先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病笃住院,也是行迹清朗。人的尊严有时就是如此,不以病态出现,不以病人的身份展示。有的人不同,絮絮叨叨自己的病态,让探望者面面相觑,同情的成分大了起来。俞先生在住院部和我谈远离医院的话题,都与疾病无干。我们共同讨厌疾病,他也不把生病的情绪传染给我。俞先生比较欣慰的是晚年的散文写作,一篇篇地出手,比写论文轻松和畅快得多了。在坚硬的论文里看不到情绪的那一部分,在柔和的散文里涌了出来。疾病使人终日凝窦重重,疾病的延伸又常常迫使笔下中断,再次回到医院,雪白的床榻上,不能动弹,徒唤奈何。“太迟了,”俞先生的言语中嵌入深深的遗憾。算起来,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春天是如此姗姗来迟,对俞先生而言,也就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罢,才不至于成为无果的黄昏。在医院这个非常规空间里,久了就会生出感伤、无望,我祈望他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回到春风洋溢的文园里。

俞先生呆在文园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甚至就不出门,更不出远门。他在躺椅上说话,身上多了一条毛毯,此时,天色并没有凉意。邮差敲门,送来一封牛皮纸信封的邀请函,他撕了记下,居然已撕不开了。我拿了过来,轻轻下手,“哧啦”撕了个大口子。俞先生笑了起来,眼神有些迷惘,想说什么,又没有出声。我起身时,有一团忧伤堵上心头。

那一天,我被一辆车接走,行走三四个小时,直到薄暮时分才到达一个山环水抱的城市,准备参加明天的笔会。晚宴丰盛,宾主尽欢。直到拿住宿钥匙时我才突然不痛快起来,决定返回。主人见我执意要走,只好又派了一辆车,按原路行走三四个小时,回到家中。太太的第一句话是:“俞先生去世。”电话那头,师母只是啜泣,良久才说:“天太晚,明天来,笔带来。”

文园的木门洞开人进人出,面色凝重。俞先生躺在玻璃棺内,更加清瘦,再也不会坐在悠悠晃动的躺椅上与我轻声说笑了。

想到这么久地喜爱书法,此刻用在了这里。书法的功能就是两极,可以大红色调写寿联喜联助庆其喜之气,又可以黑入白而成讣告挽联,倍增其哀伤幽怨之情。据俞先生说,文园曾有花木几十种,芒果,香椿、木笔、白玉苓,四时异景。这些年疏于管理灌溉,也已显出枯索和凋敝。当年桓大将军说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端的是人何以堪!

此时,这些吊唁完的人不忍离去,在一边站着,看我不断儒墨的笔法。我笔起墨落,不计工拙,毋须营构斟酌,只是信手而去。

又过了几年,师母去世。

文园,这座使我如坐春风的小洋楼,易了主人。

俞先生不在了,师母不在了,学生如鸟兽散。时光悠悠,“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汪文顶先生是当了中文系主任,而今是我所在大学的副校长了;汪毅夫先是当了副省长,而今荣调北京,是一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了。我依旧无党无派,无任何行政职务,依旧痴迷书法艺术,授课带徒,依旧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向往。

 

 

 

外一篇

李先生

 

现在想起李万钧先生,只剩下一堆琐屑。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年后又读夜大学,此时,才算是与李先生有交往。

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每周得抽几个晚上听老师讲课。那阵子我正忙着自己的书法研究,李先生的外国文学课对我来说是不中用的,于是时有缺课。他拎着一个黑皮包走进教室,将皮包放在桌上,也不打开,然后从兜里掏出香烟与打火机,就点名。有时只是问:“朱以撒来了没有?”我说:“在这里。”他看了一眼,便开讲。外国文学上讲的好像是李先生家里的事,一开口就收不了。有时会停下来评点一下,说:“该笑的你们不笑,不该笑的乱笑。”一学期下来,我似乎没学到太多的东西。记得考试时有一道题,理应填“亚历山大”,就是想不起来,于是找了另一个外国人来代替,大笔一挥,填上“伊丽莎白”。

李先生召我到他家,一直摇头:“你就那么不喜欢我的外国文学?我的课讲得可好呢。”我说是啊是啊,光名字就记不住。他说:“你的名字就是从外国文学来的,你也记不住?恐怕是不用功吧。”我无言以对。第二学期一改颓势,精学勤问。考试后李先生照例召我到他家,说此次考的分数快到顶了,说明孺子可教。但他仍然认为我读书不够,扯过一张纸,势如破竹地写了一大串名著。我接过一看,正合我意,都是中国古典文艺著作,竟然没有一本外国文学。

想来,李先生还是从骨头里看穿我。

李先生对上讲台有一种疯狂的嗜好。他几次对我说:“有空来听我的课,我讲得可好了。”可我一次都没有去。偶然的一次到电教馆找人,他正要录课程,油头粉面,冒着热气。见到我赶紧走出来说:“你别跑啊,听我讲一段,就一段。”告一段落,李先生出来了,额头都是汗,问:“如何?”我说:“真的不错。”他感到很高兴,挥了挥手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当时,李先生已是教授了,工资不低,有时太太不在家,又不善烹调,午饭只好在路边小店将就。他的吃法总是煮一碗扁肉,再煮一碗清汤面条,然后将二者合而为一盛在大碗里。有一次,我也坐了下来,见他头埋在碗中,便不打扰。他吃毕站起,扯一条纸筒的卫生纸揩嘴,四处看看,就对前来收钱的老板娘说:“这个人有钱,让他付吧。”他指了指我,大步走了。

下午开会,他坐在我旁边,煞有介事地对其他老师说:“今天中午以撒请我吃饭了。”有人问:“是吃大餐吧?”他说:“扁肉汤加上面条汤。”听者哄堂大笑,都说太小气。

一个夏日正午,李先生和我下课后路上相遇,便邀上他家,说是从广东带回美食一同品尝。他从冰箱取出两份,原来是精美糕点,味极好,只是体积太小,三两口便解决了,便问是否还有。李先生正细细品尝,他叫了起来:“哇,你还想吃饱啊?”待他徐徐结束才谈到正题,说不是让你白吃的,能否教我写好自己的名字?他郑重地说:“有很多的活动都请我参加,要签名的。”我看他的签名长枪大戟,是子路未见孔子时气象,便写了好几种形态的“李万钧”,他表示要下工夫苦练一番,签名时定给人一个惊喜。半年过去,我参加一个活动,正巧见到李先生在前边签名,便凑过去欣赏,还是长枪大戟的“李体”,他放下笔便看见我,怔了一下,便巧舌如簧:“你让我学的那几种签名形式太难了,不实用。”我说:“恐怕是不用功吧。”李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了。

李先生曾几回说他是偏袒我的。好几次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高校书法人才很少,让领导们重视我。“可是他们都不吭声。”他有些黯然。我安慰他别这样,我自个读书写字有多快活啊。李先生话题一转:“我搜集了不少反映,主要是你惜墨如金,不为大家服务嘛。我要是书法家,天天写上大堆,做到有求必应。”李先生都60多岁了,想法还这般幼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探讨了好多次,终究各人谈各人的,未能一致。他就有些恼火,说话也跟着刻薄起来,甚至就说:“这下你完蛋了。”

退休后的李先生一身不快又一身的无奈,无课可上,滔滔不绝的口才没了用武之地,便待在家里下气力,大文章写,小文章也写。他说已应报社写了50多篇,每周发一篇。我一看全是报屁股千字文,就是李先生的名字会频繁出现罢了。这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没仗打了,就在家里瞎折腾。此时,让李先生高兴的是他成了文史馆馆员,特地把聘书装框挂起,并郑重地指给我看:“瞧,还是省长签署批准的。”他曾经对我说:“你也可以写写我这个人啊。”已经不是当年豪情万丈的李先生了,退下来的人显得脆弱,怕被人忘记,此时得到一点小抚慰也十分开心。

听师母说,李先生读了我的散文集《古典幽梦》十分激动,是打算写一篇大块评论的。她打开书,只见扉页上密集地写着阅读感受,只等正式落笔。

令人吃惊的是,李先生在一个午后突然去世,灰飞烟灭。

(本文摘自《弦歌盈耳》 朱以撒 文学院1978级,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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