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情怀

百龄影徂,千载心在——为纪念恩师黄寿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发布时间:2021-03-24浏览次数:329

 文/郭建勋

在我居室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装裱精致的书法作品,中心从左至右是三个横排的大字“忍默勤”,右上方是竖写的六个小字“建勋仁仲雅属”,左下方为“六庵老人书”,书法工稳遒劲,透出一种厚重圆融的风格。这幅作品是我的至爱,十五年来搬了五次家,它总是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因为这幅作品早已超出了它的物理属性和艺术价值,凝聚着恩师黄寿祺先生对我为人为学的教诲与期望。

那是1986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湖南老家接到先生的电报,命我立即返校。满怀疑惑赶到福州,方知是一件美差:与郭天沅学兄陪同先生前往上海、兰州、西安等地讲学。记得第一站是上海,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了一场关于《易经》的学术报告,反应非常热烈;此后还会见了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同学、著名作家王西彦,两人促膝畅谈,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第二站是西北师范大学,先生受郭晋郗教授之邀,给该校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讲授“楚辞研究”课程,此后便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谢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江枫研究员等人一起,在西北师大伏俊琏学兄的陪同下,乘一辆交通车,经河西走廊前往敦煌游览。一路上先生兴致极高,谈笑风生,迷人的西北风光更导致了他诗情的不可遏止,或随口吟哦,或闭目冥思,数日间共创作旧体诗十余首,令同行的袁、谢诸位先生佩服不已。第三站是位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先生在辞书研究所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并与当地名宿霍松林教授等人进行了会谈。在陪先生参观“碑林”时,先生指着一块刻有“忍默勤”三字的石碑对我说:“建勋,这三个字概括了为人为学的准则,可惜你只做到了其中的一个字。”我问是哪个字,他说是“勤”。接着又说:“你知道我‘之六’的字是怎么来的吗?我年轻时性格过于刚烈,祖父便给我取了这个字。在《易》数中,九为阳,六为阴,之者变也。之六,也就是要变得收敛一点,也就是‘忍’、‘默’的意思。”那时我年轻气盛,自视甚高,尤其喜欢表现自己,一有机会便高谈阔论,或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先生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它使我不得不直面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为了时刻警醒自己,返校后我请先生写下了“忍默勤”三个字的条幅,此后一直挂在家中。每当稍有成绩想要张扬的时候,或遇到不顺将要爆发的时候,或对学问感到厌倦想要偷懒的时候,只要看到先生手书的这三个字,就会回忆起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望,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容地面对纷繁的世事与人生。

先生出身于福建霞浦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代在北京中国大学求学期间,又师从尚秉和、吴检斋、高步瀛、杨树达等国学大师,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也养成了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的作风。先生是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首批硕士生导师,然而从1978年至他逝世的十多年里,他只招收了两届共五名学生,因此要成为黄门弟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对此的感受特别深切。1985年我报考先生的研究生,便经历了重重难关。首先是专业课的笔试难度极大,例如要将《楚辞·山鬼》翻译成现代诗歌,而且试卷上根本不提供原作;又如十个名词解释为一介、二南、三玄、四始、五常、六义、七音、八索、九流、十翼,令考生叫苦连天。其结果是十数名考生中只有我撞大运达到了分数线。接下来是炼狱般的面试。先生与穆克宏师、陈祥耀师等几位端坐桌旁,一脸肃然;笔记员、录音机双管齐下,如临大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紧张得全身发抖,汗流浃背,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是怎么回答问题的。两个多小时的面试已令我精疲力竭,奄奄一息,谁知紧接着还有一场笔试,而且竟然要求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就在我被独自关在会议室,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陈庆元老师抑或张善文学兄?)进来对我说:“黄先生今年计划招两人,现在只有你一人来复试,录取肯定没有问题。你不要紧张。”我这才定下心来,勉强写完了那篇半文半白的自传。就这样,我经过一轮又一轮近乎苛刻的考试,才得以进入先生的门下,开始为期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

入门如此艰难,入门之后也同样不易。先生平时很少正儿八经地给我上课,但每学期开学之初,他就会交给我一份必读书目,并要求每学期写一篇相关的读书报告,力争达到发表的水平;他也很少进行正式的检查,只是在我去他家有事或打牙祭时,于闲聊之中了解我学习的情况,解答我提出的疑问。然而正是这种计划性与随意性的结合,既逼迫我去阅读大量的古代典籍,打下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又能引导我去选择某个专题展开比较深入的研究,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写作论文的综合能力。先生要求的必读书目、读书报告和闲聊式检查,给我的压力是无所不在的,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状态几乎三年未曾间断,从而也就在专业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这期间所写的几篇读书报告,后来修改充实为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福建师大学报》、《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上,构成我学术研究的起点。

先生对论文、著作的发表极为谨慎,可以说到了严苛的程度。他研治《易》学数十年,蜚声海内外,但《周易译注》直到70余岁才出版(与张善文合作);他的《群经要略》年轻时即已写成初稿,也到晚年才正式出版,其间多次谢绝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社的索稿,用40年的时间来修改一部不到20万字的著作,这对急功近利的时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严谨的态度和长久的积累,给学术著作的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近20年海内外出版的百余种《周易》译注本中,先生的《周易译注》最为学人所推重,至今无人超越;而《群经要略》更以其精审的概括与评论,在经学研究领域引人瞩目。先生谨于著述的态度也贯穿于对学生的要求之中。三年间我写的所有读书报告、学术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的每一稿,他都审读得极为认真细致。先生对文中的观点通常比较宽容,不加太多的干涉,但对于学术规范方面的东西却要求非常严格。文章的结构是否平衡、语句是否通顺、引文是否有误、语词运用是否妥贴、标点符号是否准确,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甚至文中每一处引文,他都要翻原书一一核对。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嫌麻烦引用了二手资料,结果很短的一段引文错了三处,先生在旁边用红笔批了四个大字:“这是硬伤!”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手稿有四万多字,几乎每一页都留下了先生红笔的批文或改动的痕迹,最长的批文有将近两百字。每一篇文章审读完毕,先生通常都要在封面写上几句简要的评价,并注明日期,署上“六庵老人”的名号,程序一丝不苟。我毕业以后的头两年,每当写完一篇文章,总是因再没有先生的全面审读而惴惴不安,不敢拿出去发表。先生谨于著述的作风对我影响极深,与许多同辈相比,我的出手总是要慢半拍,因为我觉得先生仍然在关注、监督着我,令我在学术上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致草率而为。

先生在学问上对我非常严格,生活上却关怀备至。我读研时已结婚,并有两个小孩,经济上颇为困窘,先生多次问我是否需要资助;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太好,他便隔三岔五叫我去家里打牙祭,令我身边的同学羡慕不已;每次放假回家,他总要让我带点糖果之类的礼物给小孩,就像对待家里的亲人一样。一次我生病,他竟然拄着手杖,一步一步地走到27号楼来看我。先生当时已75岁高龄,又身患糖尿病,因而他的这份关怀尤见真挚,令我终生难忘。
我曾听过有关先生的一则逸闻,说上世纪70年代,学校党委找先生谈话,希望他入党,先生答曰:入了党就必须将整个身心交给党,我老母尚健在,须尽孝心,入党的事以后再说罢。直到母亲去世,先生才提出入党的申请。这个段子是否属实,我未曾调查,但窃以为确实形象地表现了先生的性格特征。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认真而实在,从不说半句漂亮话,容不得半点虚伪与矫饰。他为学如斯,为人亦如斯。

先生是知名学者,在海内外影响甚巨。1990年先生受邀赴美国讲学,因过于劳累引发疾病,回国后于当年7月不幸仙逝,享年79岁。尽管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学术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1993年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的博士生,聂师得知我出自先生门下,便欣然接纳,并屡次与我谈及先生的生平事迹。北师大中文系的其他资深教授,也无不为先生的去世感到惋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论是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还是忠厚长者,先生都是值得人们去怀念和景仰的。他通过留给后世的丰富著述和精心培养的学生,将他的生命与未来相连接,从而超越时间,获得了永恒与不朽! 

                                               2002年8月于长沙岳麓山寓所

作者简介

郭建勋,男,汉族,湖南涟源市人,1954年6月出生。中学毕业后曾当过工人、中学教师。1983年7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娄底分院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7月评为教授,1998年评为湖南省高校首批学科带头人,2005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湖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科责任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刊》编委、《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主要从事楚辞、辞赋、中国古代韵文、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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